“宋詩頽放”説與清初宗宋詩風
清人批評宋詩“頽放”，其意圖並不完全在於宋詩，而是有激於清初宗宋詩風的興盛及其種種弊端，方尋源溯流，集矢於宋人。在他們的感受中，清初宗宋詩風就是“頽放”、“頽唐”的。此種格調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
明代詩學宗唐，只是晚明以降，宋詩逐漸進入詩人的視野，賀裳云：“天啟、崇禎中，忽崇尚宋詩，迄今未已。”
這種風氣的興起，與公安派“獨抒性靈”、求新求變的詩學主張有關，尤其是該派傾向於俚俗淺易的審美趣味，且反感前後七子宗唐詩風的一統天下，故易走上宗宋之途。後期在袁中道主導下，詩風傾向蘇軾、陸游，由此拉開了宗宋詩風的序幕。考察清初詩風宗宋者，三類人比較明顯，一是遺民。有學者認爲，清初宗宋詩風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情緒，是對被異族征服的王朝所留下的文化遺産的保護
，這種觀點切合時代氛圍。受袁中道影響的錢謙益，被推爲清代宗宋詩風的首創者，其論詩“稱揚樂天、東坡、放翁諸公……至六十以後，頽然自放矣”
。錢氏六十以後，正是由明入清的時期，其“頽然自放”的宗宋詩風顯然與這一經歷相關。在錢謙益的帶動下，吴中地區宗宋詩風盛行，並綿延至數十年後。康熙十二年出生的沈德潛在《唐詩别裁集序》中云：“束髮後，即喜抄唐人詩集，時竟尚宋、元，適相笑也。”
可見康熙朝中期，吴中仍競相宗尚宋詩。《清詩别裁集》卷十葉燮小傳亦云：“先生初寓吴時，吴中稱詩者多宗范、陸。”
葉燮於康熙十七年在吴縣築二棄草堂，直至四十二年去世，吴中宗宋詩風此際依舊甚爲流行。而此地是其時抗清情緒最爲濃烈的區域，顯然，宗宋詩風興盛與此有關。抗清意識同樣强烈的兩浙地區亦宗尚宋詩。編撰《宋詩鈔》的黄宗羲、吕留良等人都是遺民，主事者吴之振與吕留良情誼甚篤，並與黄氏兄弟有交往，可見其亦受到遺民意識的影響。上述三人外，朱彝尊、萬斯同、萬斯大、鄭梁、李鄴嗣等人，都或多或少具有遺民意識，詩風均有宗宋的傾向
。另外，桐城一地的民族情緒亦很高漲，方以智、方文、錢澄之、潘江等人或爲抗清志士，或爲氣節顯赫的遺民，詩風亦傾向於宋詩，如錢澄之“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
，潘江“晚兼涉香山、劍南”
。宗宋詩風是遺民比較一致的詩風選擇，即使他們後來進入新朝的翰林院，在一段時間内仍舊以宗宋詩風寄托心緒，如朱彝尊、汪琬、錢中諧、龐塏等人即是
。
二是以王士禛爲代表的新朝普通官員。新朝顯宦之詩亦時而學宋，翻檢馮溥、陳廷敬等人詩集，能看到他們不時用東坡韻或和東坡韻作詩，但畢竟少數；而普通官員則有着明顯的宗宋傾向。王士禛詩風早年宗唐，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並在“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之際，争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
，在得到康熙帝賞識提拔之前，被推爲宗宋詩風的主將。在其影響下，宋犖、計東等人都沾染了宗宋詩風。他們多受第一類人的影響，如王士禛就是在錢謙益的啟發下走上宗宋之路。
三是生活困頓，不得志者，上述汪懋麟即是。汪氏詩風宗宋的原因，據其自述，就在於“俯仰不給”。又如龐塏，“早歲所作，頗得深婉清微之致。晚年菁華既竭，流於枯淡，其《舍人稿》不及《翰苑》，《工部稿》不及《舍人》，《户部稿》不及《工部》，至《建州稿》以後，頽唐益甚。田雯爲作户部稿序，以白居易、陸游比之”。
龐氏由宗唐轉向宗宋，由深婉清微一變而爲枯淡頽唐，就是由其離開翰林院所致。另一不知名的詩人王爾玉亦是如此，計東云其“年少氣盛，堅守一説，謂天下之詩，必如是然後工耳。窮愁阨塞，彷徨困頓復十年，而向之所謂聲華者，剥落矣，向之所謂格律者，頽唐矣”。
雖未明言王爾玉詩法宋人，但從其剥落聲華、格律頽唐可以看出，此正由宗宋而來，計東之言再次透露出生活的困頓與詩風的頽唐之間的關係。
清初宗宋詩風表現出來的整體氣象，就是“頽唐”、“頽放”。這體現在宗法的具體對象上，晚明、清初詩人宗法宋詩，多傾心於陸游。賀裳云晚明宗宋詩人眼中“僅見陸務觀一人”
；清初吴中宗宋者，在錢謙益引導下，多尚陸游，鄭方坤説：“康熙庚午（二十九年）、辛未（三十年）間，詩人競趨宋派，而吴閶一帶，宗仰虞山，幾于團扇之畫放翁。”
沈德潛《許竹素詩序》亦云：“時吴中詩學祖宋祧唐，幾於家致能而户務觀。”
桐城錢澄之、潘江等人也對放翁懷有深厚的感情。其實整個詩壇宗尚陸游成爲一種比較普遍的風氣，正如葉燮所云：“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又説：“或聞有崇尚陸游者，於是人人案頭無不有《劍南集》以爲秘本。”
遺民之外，翰林院中汪琬、錢中諧等，由翰林院外放的龐塏以及落魄不偶的汪懋麟等俱宗蘇、陸，陸游成爲清初宗宋詩人比較一致的取法對象。
推尊陸游的原因，既有愛國精神的感召，又在於其“頽然自放”的心境極易與清初遺民及生活落魄者産生共鳴。朱彝尊概括宋詩的特點道：
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䃂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筰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
朱氏從三個方面概括宋詩的特徵，一是音，即“粗厲噍殺”的格調；二是志，即由於好濫、燕女、趨數、敖辟等性格特徵所導致的淫、溺、煩、喬等四種違背規範的志向；三是聲，即聲調的䃂、肆、散、斂、筰、鬱等六種過或不及的聲響。顯然，在朱彝尊看來，不合唐詩“中正和平”之響的就是“頽唐”、“頽放”。滿眼殘山剩水最能觸動遺民的亡國之痛，因此他們藝術表現重支離醜拙之美。潘耒爲關中遺民李因篤詩集作序時説：“先生嘗慨世不乏才人，而争新鬥巧，日趨於衰颯。故其爲詩，寧拙毋纖，寧樸毋豔，寧厚毋漓。”
對拙與樸的追求正與時人眼中的宋詩風相近。因此，宋詩的“頽唐”很容易打動遺民的心靈。朱鶴齡分析時代與詩風的關係時就指出這一點，他説：“諸君子生濡首之時，值焚巢之遇，則觸物而含淒，懷清而激響，怒而怨，哀而傷，固其宜也。”
錢謙益則説得更明白：“兵興以來，海内之詩彌盛，要皆角聲多，宫聲寡；陰律多，陽律寡；噍殺恚怒之音多，順成嘽緩之音寡。”
錢氏六十之後詩“頽然自放”，就是以“噍殺恚怒之音”抒發其黍離之悲，從而走上宗宋之途。具有相似人生經歷與創作風格的尚有杜濬，沈德潛云：“茶村長篇頗近頽唐，《又聞燈船鼓吹歌》以此得名，其實頽唐之尤者也。”
《湖北詩徵》亦云其詩“頽唐褊急，粗服亂頭，往往不足觀”
。此詩乃龔鼎孳爲續燈船鼓吹之勝事，命賓客賦詩，就中以杜濬“長句擅場”
。詩開篇云：“一聲著人如夢中，雙槌再下耳乍聾。三下四下管弦沸，燈船鼓聲天上至。”中叙承平時鼓吹場景之盛，有云：“蘇州簫管虎丘腔，太倉弦索昆山口。鎮江染紅制瓔珞，廿碗珠燈懸一角。當前置鼓大如筐，黄金釘鉸來淮陽。此聲一歡衆聲集，不獨火中聞霹靂。風雨叢中百鳥鳴，旌旗隊裏將軍立。”末感懷朝代的更迭：“入耳悲歡難具説，醉裏分明寸心熱。於戲！漢代金仙唐舞馬，此事千年有無者。興亡不入心手閑，然後聲音如雨下。探湯撾鼓蒺藜刺，應有心肝礙胸次，餘音漠漠攪飛絮。燈船燈船過橋去，過橋去傷鼓聲長。歌短歌，歌當成。隴西李賀抽身死，舉杯相屬樊川生。此生流落江南久，曾聽當時煞尾聲，又聽今朝第一聲。”盛衰相形，聲調時而激越慷慨，時而悲傷沉鬱，音節隨意揮灑，於中抒發亡國之痛，大概這就是沈德潛所説的“頽唐之尤”所在。相同情况者尚有方文，鄧漢儀云：“爾止詩，晚年多頽唐放筆。”
朱彝尊亦是如此，其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摇”；入清以後，“恃其博奥，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頽唐自恣，不加修飾”。
鼎革之後作詩無意求工，隨意揮灑，不受格律拘束，旨歸亦多在宋詩。
其他詩人學宋時，也重在其生新自由的詩風。如王士禛之所以師法宋人，就在於“物情厭故，筆意喜生”，然由此出現“清利流爲空疏，新靈寖以佶屈”的弊端
，而這也是宗宋詩人著意之處。沈德潛云：“予年二十余從事于詩，時方相尚以流易淺熟、粗梗枯竭之體。”
又云：“予慨詩教之壞，前此四十餘年，禰宋祧唐，有隊仗無意趣，有飄逸無藴蓄，覺前人之情與景涵，才爲法斂者，劖削不存。”
流易淺熟、直露無味是宗宋詩風共同的特徵，也是群體的弊端，而這些，無疑都可以用“頽放”或“頽唐”概括。
可以看出，清初詩人經歷易代的風云，或生活的困頓，容易接受宋詩尤其是陸游詩情緒的悲傷低沉、筆意的生新自然、格律的自由揮灑不受拘束等方面的特徵，然亦可能出現格調的蕭散樸野、格律的粗硬無法、句意的流易淺露等不足，從而招致“頽唐”“頽放”之譏，連帶宋詩也遭受批評。清人指責宋詩的“頽放”“頽唐”，顯然有其論詩的標準，這一標準毫無疑問就是唐詩。在唐與宋兩兩相形之下，崇唐而黜宋的意旨極爲明確地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