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的影響
陸游的生機之詠中，在詩人與景物的互動交流方式、與徜徉自然之際的存在狀態等方面，道教與道家文化精神的印記似乎更加明顯。這與陸游晚年宦情的淡化是互相呼應的。由於道家影響的滲透，陸詩中的生機之詠相較於多數理學家，愛心與温情更加突出，且别具一番疏放自在的意興與快然自適的情味。除此之外，道家“觀化”與“無爲”的思想對陸詩的詩境構造也有重要影響。最後一點將在下節與楊萬里的比較中展開論述，本節先討論前兩點。
陸游生長於習道風氣頗爲濃厚的家族。其高祖陸軫親受《三住銘》於神仙施肩吾，
陸家從此“累世相傳《三住銘》”
。陸游本人則不僅與道士多有交往，更曾以煉丹的方式追求長生。研讀道家或道教典籍是他終身不倦的活動，尤其在晚年退居山陰後，《莊子》成爲他重要的精神食糧。其詩云：“退居消日月，太半付莊周。”
“門無客至惟風月，案有書存但老莊。”
“手自掃除松菊徑，身常枕藉老莊書。”
從中可以想見他徜徉莊學境界的情狀。
道家認爲，人與萬物均源於“道”，都是大道至德的表現，因此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道教生命倫理更以“貴生”爲基本價值取向，認爲善待萬物是大道普濟美德的最好體現，也是做人的根本與修道的必需。它熱情贊頌生命從孕育到誕生的過程，並以戒律鼓勵護生、放生，强調戒殺。道教建構的仙境（可視爲審美理想之體現）的重要特點，就是自然風景極爲優美，動植飛禽與人類和諧雜處，共榮共生。
上述道流思想均能在陸游詩文找到痕迹，尤其惜生、放生、戒殺等觀念更是屢見不鮮。例如《書屋壁》：“築室鏡湖濱，於今四十春。放生魚自樂，施食鳥常馴。土潤觀鋤藥，燈清論養真。桃源隨處有，不獨武陵人。”
較直接地揭示護生之舉與道教思想的淵源。又如《懷舊三首》其四云：“剡溪百里徹底清，石闌干裏真人行。大丹一粒擲溪水，禽魚草木皆長生。”
詩中不無幻想的成分，但也顯示對道教護生理想的認同。又如：“補栅憐雞冷，分糧憫雀饑。”
“除却放生並施藥，更無一事累天君。”
“燒草温新犢，編籬護伏雌。”
“孤村野徑不曾鋤，惡草從來一寸無。每爲游魚疏港瀆，更緣啼鳥植楸梧。”
這些流溢着珍重萬物之情的詩篇大多作於晚年，與體察生機蓬勃之趣的詩篇正是同一時期的産物。
在道教思想影響下，陸游不僅樂於觀察飛潛動植的生趣，而且樂於書寫它們的“復蘇”情狀，或自我對萬物生命的護惜。如《新移竹栽喜於得雨而池中鸂鶒乃以水溢而去戲以長句記之》：“霧雨三日天沉陰，西溪水長二尺深。土濡新竹有生意，池滿文禽無住心。竹根蘇活賴此雨，禽亦歸飛戲烟浦。去留雖異各欣然，抽萌哺子全其天。”
《初夏雜興五首》其一：“隱趣與誰論，深居湖上村。避蘭寧改路，惜筍不開園。庭草饒生意，溪沙記漲痕。愁來時淺酌，隨事有雞豚。”
《小園》：“蕭散遺塵事，栽培得小園。土鬆花意活，林暖鳥言繁。”
詩中對新竹、鸂鶒得以全其天性的欣然，以及對花、竹生意的刻意保護，都可見出道教思想的烙印，並洋溢着詩人的愛心與温情。
此外，莊子去蔽返真、因任自然的思想也深獲陸游認同。莊學中“真”的生存狀態可概括爲“天人合一”，它至少有三層含義：人與世界萬物相互聯繫交通的渾融境遇；主客水乳交融、渾然不分的精神境界；順天任性、自然無爲的行爲態度。
第三層含義是陸游極爲認同的生活態度。作於淳熙七年的《自贊》即云“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
。淳熙十五年嚴州任滿亦云：“冥鴻遠舉謝斯世，白鷗自放全其天。幽棲幸脱市朝械，捷徑那着功名鞭。”
晚年退居更是屢次抒發本性免受扭曲的慶幸，如“雪滿漁蓑雨墊巾，超然無處不清真”
。八旬後依然云：“遯迹荒村慣忍貧，秋毫不使喪其真。”
去世前又有“久泛烟波不問津，騰騰且復養吾真”
等詩句。總之，道家貴真任性的思想爲陸游終生所重視。它既慰藉了詩人的失意之感，也深深地影響他的審美觀照狀態。
從根本上説，人任真無爲的態度實即復歸原初的體現，它得力於私欲智巧的摒棄與人我之别的破除。因此在此境界中，人與萬物泯而未分，交融無間。這種觀念在陸詩中的折光，就是人與其他生物融洽的互動，如“破曉憑鞍野興濃，鷺飛先我過村東”
、“花發遊蜂喧院落，筍長馴鹿入藩籬”
、“舍前舍後養魚塘，溪北溪南打稻場。喜事一雙黄蛺蝶，隨人來往弄秋光”
、“群魚時戲藻，馴雉每依人”
，等等。詩人不僅是“萬物静觀皆自得”的旁觀者，更是與之親密互動的友朋，詩境因而在超然脱俗之外，洋溢着一份活潑温暖的情意。
道家“貴真”思想的影響，也使陸游對自然生機的領會經常伴隨着隨性疏放的心境。例如：“雨足人家插稻秧，蠶生鄰女采桑黄。萬花掃迹春將暮，百草吹香日正長。閑覓啼鶯穿北崦，戲隨飛蝶過東岡。飄然且喜身强健，不怪兒曹笑老狂。”
“路入東關物象奇，角巾老子曳笻枝。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穿市不嫌微雨濕，過溪翻喜壞橋危。當年野店題詩處，又典春衣具午炊。”
“柳暗人家水滿陂，放翁隨處曳筇枝。村深麥秀蠶眠後，日暖鳩鳴鵲乳時。”
“涉澗穿林信意行，翠崖朱棧愜幽情。關關幽鳥將雛語，簌簌幽篁解籜聲。”
“曳杖翩然入莽蒼，人間有此白雲鄉。風傳高樹珍禽語，露濕幽叢藥草香。……餘年且就無羈束，社鼓鼕鼕樂未央。”
等等。精神的舒展超越、行爲的率性不拘與天地間盎然生機的親切體會，相伴相生，相互融通，交織成活潑自由的樂境。而這樣的詩境是兩宋理學家的生機之詠中較少見的。
學者指出：理學詩派詩境構造的特點在於以突顯性情之正爲出發點，以悟道求道爲旨歸。因此其中的“境”與“情”，都已浸染着主體的道德倫理、道德判斷，或爲儒學政治倫理所框限，而非傳統詩歌中自然生發，且滲透着主體審美情趣和人生欲望的“境”、“情”。
陸詩則極少出現這樣的束縛。可以説，在道家思想的熏染下，陸游對生機的歌詠打上了放翁疏於繩檢、純真率性的個性印記，也更能傳達人的自然天性與自然界生意天趣的冥合感通。
當然，欣欣向榮的“生機蓬勃”並非陸游在四季遞嬗裏唯一體認到的生命形態。季節的遷逝與凋零，仍爲他所感知並令他觸目驚心。因此，諸如“絡緯知時早，梧桐奈汝何！非關老懷惡，秋物感人多”
、“苜蓿花催春事去，梧桐葉送雨聲來。榮河温洛幾時復？志士仁人空自哀”
之類虚度歲月的悲恨，依然存在於《劍南詩稿》中。它們與四季的生機之詠交替出現，形成饒富意味的對照。
可以説，對物候化遷的敏鋭感受和悲慨失落，與對四季生機的主動發掘及欣然吟詠，是陸游身處季節流變的兩類主要反應模式。而值得注意的是，陸游對前者是有反省的。其詩云：“秋曉風露佳，天宇曠以清。鳥雀當此時，意樂有和聲；人獨不自喜，乃欲鳴不平？”
“素秋欲盡風雨惡，千林如掃俱摇落。年運而往秋復冬，念念元知已非昨。痴人顧欲吝此生，放翁憫汝笑絶纓。髮毛爪齒俱外物，天地大化終無情。”
並表示：“要當心鐵石，先登酣百戰。我豈兒女哉，秋風感團扇！”
由此可知，他自覺地抵制傷春悲秋的心理積澱與慣性反應，而這種慣性反應的對立面，正是對四季生機的發現。
而從本質來看，陸詩的生機之詠無論其思想淵源爲何，都與本體之道的肯認與絶對自由境界的追求相關，因而必然指向對現實憂患的超越，並與對悲秋傳統的否定相通。因此在有意無意之間，生機之詠似乎成爲陸游排解春恨秋思、淡化虚度歲月之哀的憑借，折射出他超脱於人生憂患的理性精神。若這樣的推論可以成立，那麽對四季生機的積極發掘與吟詠，就不僅是陸游晚年“敷腴”詩風的重要内容，而更是此類詩風得以形成的動力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