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勸學文》之來歷
接下來考察宋真宗《勸學文》的來歷問題。文學作品中對《勸學文》的引用，前文已提到元雜劇或爲最早；而出現這句話的最早資料，是南宋李之彦《東谷所見》中的“勸學文”。《東谷所見》收於《百川學海》戊集，而《百川學海》附有咸淳四年（1268）之序，因而在此之前這句話就已經存在了：
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黄金屋”，又曰“賣金買書讀，讀書買金易”。自斯言一入於胸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既得志之後，恣其掊克。惟以金多爲榮，不以行穢爲辱。屢玷白簡，恬然自如，雖有清議，寘之不卹，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視典憲爲具文，一切寘廉恥於掃地。氣習日勝，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錮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這一段的開頭，作爲“勸學文”所言，引用了“書中自有黄金屋”一句。後面的“賣金買書讀，讀書買金易”，是被認爲是王安石之作的《勸學》中的句子。在此，李之彦對這樣赤裸裸地表現物欲的“勸學文”唯以金錢爲榮、不以手段污穢爲恥，甚至禍國殃民，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由此看來，至遲在南宋初年，就已經有題爲《勸學文》的“書中自有黄金屋”的句子。但是，同樣地，也没有言及是“宋真宗的”。
下一條材料是宋元之際的福建人黄仲元的《有宋福建莆陽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卷一《學稼軒記》中的一句：
不倡書中有粟之高談。
此處有注云：
書中自有千鍾粟，真宗勸學歌。
據咸淳十年（1274）《四如集》的余一謙之跋，此書之注爲余一謙自己所加。因此毫無疑問，在南宋初年，“宋真宗的勸學文”這種看法已經存在了。明確説是“宋真宗的勸學文（歌）”的，這條注可能是最早的。
《勸學文》的文句，在《永樂大典戲文》的《張協狀元》中亦被引用，而錢南揚先生在注釋中指出：《東谷所見》中曾言及此文，作者李之彦是南宋初年的人，因而此文肯定是出自北宋人之手；但是，不太可能是出自真宗皇帝之手，因爲倘若它果真是真宗皇帝之作，那麽李之彦應該不敢進行如此嚴厲的批判。這個觀點，筆者認爲大致是接近事實的——原來某個地方某人的作品，在南宋初年，被假托爲真宗皇帝所作。
那麽，宋真宗《勸學文》究竟是出自何處呢？在日本，談到宋真宗的《勸學文》，人們會説：“啊，那就是收録在《古文真寶》開頭的那一篇吧！”如此，在日本廣爲所知。《古文真寶》據説是南宋末年名曰黄堅之人所編的詩文選集。《古文真寶》由收録詩歌的“前集”與收録散文的“後集”構成，而其前集卷一的開頭收録了“真宗皇帝勸學”、“仁宗皇帝勸學”、“司馬温公勸學歌”、“柳屯田勸學文”、“王荆公勸學文”、“白樂天勸學文”、“（韓愈）符讀書城南”等七種“勸學文”，冠於其首的就是這篇宋真宗《勸學文》。《古文真寶》流傳到了日本，内閣文庫、東洋文庫藏有其元刊本。據此元刊本，刊刻了五山版，到了江户時代，更是有爲數衆多的版本刊行問世。長澤規矩也先生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中，實際上著録了多達102種的《古文真寶》的版本（在同氏所著《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補正》中，特别一一列舉了《古文真寶》的各版本）。另外，慶長敕版、慶長古活字版中還有抽取《古文真寶》開頭的七種“勸學文”而刊行的《勸學文》（慶長二年，1597）；江户時代，面向庶民的讀寫啓蒙教科書“往來物”中，“勸學文”常常被收録在内，例如《勸學之文》（寛延四年，1751）、《教牘庭訓寶文房》（寛政十二年，1800）。正如這般，在日本，宋真宗《勸學文》主要是與《古文真寶》聯結在一起，而廣爲人所知。
但是，在中國，《勸學文》中的語句一方面如前文所見那樣在文學作品中被廣爲引用，而關於其出處，却都語焉未詳。例如近年寫過關於宋真宗《勸學文》的論文的李啓明，其論文《宋真宗〈勸學文〉新論》（《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中，以《繪圖解人頤》這本書作爲宋真宗《勸學文》的出處。《解人頤》只不過是清代編纂的戲文集，不至於將《勸學文》的出典追溯到此書。在日本廣爲流行和閲讀的《古文真寶》，在中國可能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失傳了。失傳，説明它並不受重視。那麽爲什麽不受重視呢？有可能是因爲人們認爲它是面向初學者的通俗性讀物。開頭收録了可謂是俗臭紛紛的“勸學文”，或許這本身就是人們認爲它是庸俗之書的一個因素。清代編纂了基本上囊括至彼時爲止的所有書籍的《四庫全書》，但其中没有收《古文真寶》。正如這般，對於《勸學文》，至少是對於其出處，日本人和中國人在認識上産生了歧異。
另外，前文所見的對黄仲元《學稼軒記》的注，是南宋末年所加。也就是説，恰好是《古文真寶》問世的時候，出現了這條注。當然這不過是筆者的臆測：“宋真宗”與《勸學文》的聯結，可能與《古文真寶》有很深的關係。在中國傳承下來的文獻中，“宋真宗”與《勸學文》並没有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可能是因爲如前文所述那樣，《古文真寶》在中國不受歡迎和不流行。
其後的一條材料是明代高拱的《高文襄公集》卷三一“本語”（明萬曆刻本）：
偶過一學究，見其壁上有宋真宗勸學文云：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顔如玉。予取筆書其後云：誠如此訓，則其所飬成者固皆滛泆驕侈、殘民蠹國之人，使在位皆若人喪無日矣，而乃以爲帝王之勸學，悲夫。
此處明言“宋真宗勸學文”，引用了“書中自有黄金屋”以下的句子。和《東谷所見》一樣，它也批判了《勸學文》赤裸裸的功利性。但同樣是明代，謝肇淛《五雜組》卷一三“事部一”云：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黄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語爲訓，可謂有超世之識也已。
此段引用了“書中自有黄金屋”一句，同時又説“俗詩之勸世者”，未明記其出典，可見其出處未必人盡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