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寂寥的宋初譜録撰作
宋代之前，譜録寫作零星出現，北宋開國（960）到乾興元年（1022），經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譜録這一體式也没有得到有效的關注，整體較爲寂寥。
開寶年間，潘美兼廣州市舶使司，鄭熊爲潘美客，攝南海主簿一職，作《番禺雜記》，並記二十種廣中荔枝爲《廣中荔枝譜》④，這是對地方荔枝品種的最早記録。吴越國奉土入宋後不久的太平興國三年至八年間（978—983），贊寧作《筍譜》，錢昱作《竹譜》。據《宋史·錢昱傳》載：“（錢昱）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録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⑤錢昱的《竹譜》不傳，但可知這部譜録是錢昱與贊寧研討談論之時記録的，而“談竹事”的記録則可知這部《竹譜》延續了早期譜録中“類事”爲主的風貌。贊寧的《筍譜》存，内容上分爲五類，“一之名”録十種筍，“二之出”記九十八處産地，“三之食”記十三則食法，“四之事”考六十典故，“五之雜説”録八則，類目的體例，效法唐代陸羽的《茶經》。《遂初堂書目》中，著録了《筍譜》《竹譜》《續竹譜》，此三書，或即贊寧《筍譜》、戴凱之《竹譜》與錢昱所著《竹譜》。
作於雍熙三年（986）的蘇易簡《文房四譜》，是北宋早期較有影響力的譜録。作譜之時，蘇易簡充翰林學士，有感於陸羽的《茶經》與戴凱之的《竹譜》能暢談茶、竹的始末，成就一家之言，而與文士生活密切相關的紙墨筆硯，却無譜録流傳，遂在秘府觀書時，整理有關文房的典故，並收集耳聞目及的信息，作《文房四譜》⑥。徐鉉爲蘇易簡《文房四譜》作序，稱贊蘇易簡“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⑦，筆硯紙墨，與蘇易簡的生活密切相關，而譜録之作“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⑧。《文房四譜》，爲筆、硯、紙、墨各設一譜，每譜之中，均有叙事、造、雜書、辭賦諸門，將辭章納入其中，與唐代彙編典故的類書有很强的一致性，然而，單獨爲文房之物獨立作譜，其流風遺韻，引發了後人競相效法，爲物作譜。吴淑於端拱年間（988—989）進《一字題賦》二十卷，後奉真宗敕命，改名爲《事類賦》，並加自注，至淳化四年（993），加入自注的《事類賦》成。在《事類賦》卷一五的“什物部”中，有《筆賦》《硯賦》《紙賦》《墨賦》，儼然如同將蘇易簡《文房四譜》擇要改作賦體，其中典故，無不敷陳自《文房四譜》；而淳化四年中吴淑自作注，亦引蘇易簡《文房四譜》作注。從雍熙三年蘇易簡編成《文房四譜》，到端拱年間便由吴淑入賦爲素材，再到淳化年間摘入自注，流傳之速可見一斑⑨；朱長文“余因讀蘇大參《文房四譜》，因取其事有禆於書者，勒成兩卷，贅乎《墨池編》之末”，亦摘引蘇易簡的譜録入《墨池編》⑩。在宋代的詩話、筆記中探討筆墨紙硯時，往往會引用《文房四譜》以爲可參之理據，甚至於本非蘇易簡的《文房四譜》的辭章，也出現了張冠李戴誤題爲蘇易簡的情况⑪。不久之後，其子蘇耆（987—1035）著《續文房四譜》⑫，便是對蘇易簡《文房四譜》的續補。
釋仲休所著的《越中牡丹花品》同樣編纂於雍熙三年（986），爲越地（今紹興）三十二種牡丹作譜，從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引用仲休序中可知，北宋初年越地欣賞牡丹的熱情，並不减於洛陽，而栽培的場所，從郡齋到豪族，從佛寺到道觀，無處不有，“來賞花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而越地“梵宇道宫，池臺水榭，植之無間”⑬，作爲釋氏的仲休爲越地牡丹作譜，也不足爲奇。雖然這部書不存，但從文獻中也足以管窺北宋早期越地牡丹的欣賞之風。
真宗朝咸平年間丁謂撰寫的《北苑茶録》（又名《建安茶録》《北苑茶經》等），是點茶興起之後，對於采茶、製茶之法的初步總結。衢本《郡齋讀書志》如是言：
《建安茶録》三卷，右皇朝丁謂撰。建州研膏茶起于南唐，太平興國中，始進御。謂咸平中爲閩漕，監督州吏，創造規模，精致嚴謹。録其園焙之數，圖繪器具及叙采製入貢法式。盧仝譏陽羡貢茶有“安知百萬億蒼生，墜在顛崖受辛苦”之句，余於謂亦云。⑭
丁謂歷福建路轉運使，隨後遷三司户部判官，《直齋書録解題》言《北苑茶録》“三司户部判官丁謂謂之撰。咸平中進”⑮。此書進呈的題銜應當是丁謂咸平間除三司户部判官時，而書中所叙，來源於他短暫擔任福建路轉運使時對於建安的北苑貢茶的瞭解。通過晁公武的叙録，可知丁謂的《北苑茶録》中記録了園焙之數，圖繪的采茶相關的器具，以及進呈入貢的法式等。這本《茶録》一定程度上，是以譜録的形式對閩茶進貢的情形進行了總結，屬於丁謂官僚生涯中的一份“交差”，與陸羽的《茶經》側重介紹飲茶與茶葉生産的歷史、源流、現狀、生産技術以及飲茶技藝、茶道原理等的私人化著述有所不同。因爲宋代建安貢茶的興起與茶葉的精益求精，丁謂此録，也吸引了後來不斷的補充。
在丁謂的《北苑茶録》之後不久，便有大中祥符間知建州的周絳的補充之作——《補茶經》。據《郡齋讀書志》所載：“絳祥符初知建州，以陸羽《茶經》不載建安，故補之。又一本有陳龜注，丁謂以爲茶佳不假水之助，絳則載諸名水云。”⑯宋代的采茶産地，從唐代的江浙延伸到福建，而對於福建産茶，周絳矜誇不已，其命名爲“補茶經”，所補的對象是陸羽的《茶經》與丁謂的《北苑茶録》，補充的内容主要爲福建茶葉與水品的記録。陸羽《茶經》“五之煮”論煎茶之水，而張又新撰《煎茶水記》，其中意見，與陸羽《茶經》略有分歧，但可以看出，記録與茶有關的水，是唐代以來的傳統，周絳的《補茶經》，正是着眼於丁謂譜録叙述的不足而開拓補充，拓寛了茶葉産地的範圍，補充了飲茶善水的知識。陳龜其人不詳，但是這部《補茶經》有陳龜注，應當是可考的宋人注譜録中最早的一部。
這一時期，還有鄭文寶的《至道玉璽記》和陶岳的《貨泉録》。討論玉璽紋樣及傳授本末的鄭文寶《至道玉璽記》與“記五代諸侯擅改錢幣之由”⑰的《貨泉録》，是朝代嬗遞之後對於印璽樣式與錢幣鑄造變化的總結。
除了上述的譜録之外，聶崇義的《三禮圖》，對宋代金石圖譜、宋代器物之學産生了一定的奠基作用。聶崇義於五代周顯德年間奉詔參照前代六種舊圖開始編寫《三禮圖》，入宋，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詔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⑱，“至道二年八月十八日（996），詔翰林畫工二人，圖《三禮》品物制度于國學講論堂之壁，以舊壁頽落，以板代之”⑲，《三禮圖》從編訂，到在國子監中立圖像，對宋代的圖繪禮器産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嚴格意義來説，《三禮圖》並非譜録著作，而是經學研究中禮學名物研究的産物，因爲關乎禮制的討論、禮器的定名，在古代的書籍分類中，也一直將此書著録於“經部·禮”類，但《三禮圖》以圖像的形式、官學的樣態，考訂了不少禮器的形制，所以在後來宋代金石古器學發展時，成爲被繼承的遺産與被補正的對象。《三禮圖》的器物之學與後來金石學最大的差别，在於《三禮圖》的名物之學是從經學中的禮文揣測而來，而金石學的學術根基，從對出土器物的器形、形制、自名的考訂入手進行分類考察。當時金石器物的不斷出土以及文人學者對於器物的重視，爲後來金石學的不斷發展醖釀了契機，而真宗天禧元年（1017），僧湛洤根據出土的方甗銘文作考釋，作《周秦古器銘碑》
，就是北宋早期較早的出土文物的考釋勒碑。
總的來看，北宋早期的譜録僅有零星的作品，日常生活的濡染，宦海生涯的沉浮，都會成爲譜録撰述的契機。當時的譜録編纂者，包括士大夫與釋氏。蘇易簡、丁謂等身居廟堂，對文壇有一定影響力，他們的譜録寫作，推動了後來宋代譜録的創作。譜録的撰寫體例，既受到類書彙纂典故的影響，也有陸羽《茶經》的影響。丁謂進呈的《北苑茶録》在文字之外，尚且有圖繪器具的樣式，圖文並茂的形式也影響了後來譜録的著述面貌。這一階段的譜録述作的流傳，一般以傳抄爲主，早期譜録的刊刻資料，似乎很難尋到，但其中蘇易簡《文房四譜》的迅速流傳，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