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餘論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批評宋詩“頽放”“頽唐”的觀點主要集中在清初翰林院，中期以後除紀昀外，餘不多見。不過，儘管有這種批評，宋詩却在清代被廣泛接受，終清一代未曾中斷，而否定宋詩者並未始終掌控主流話語權。康熙朝翰林院詩風全面宗唐，宋詩只是得到非館閣之人的推重；然而乾隆以後，翰林院也逐漸成爲宗宋詩風的天下。不過畢竟宋詩蒙有“頽放”“頽唐”之譏，故在宗宋時，他們也要小心翼翼加以避免，由此，清代宗宋詩風的演變出現以下幾種趨勢。
首先，由淺易到高古。宋詩語言的淺顯，表述的流易，與宋代詩人的平民化身份相一致，明代公安派、清代性靈派都體現出口語化傾向，其實也是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體現，而這與傳統的審美理想背道而馳。因此正統詩人堅决抵制這種作風，視之爲“頽唐”，從而大力提倡“高古”的詩風，在詩語、詩法及性情方面維護古典審美理想，强調“欲作古賢辭，先棄凡俗語”
，反對口語入詩；不滿表述流易，因爲“文字清便快利，便不入古”
，“高古”作爲淺易文風的對立面成爲正統詩人的追求，以此扭轉“頽唐”的發展方向。
其次，由抒情到知識。爲避免淺易，與抒情相比，清人更重學問。清代翰林院詞臣一個重要的職責爲修纂書籍，學問精深，最長以學爲詩。雖然論詩時他們也提倡“首性情，次學問”，但又説“性情又自學問中出”
，因此力主學人之詩，甚至不惜“以考據爲詩”。出於此，清初宗宋派推崇蘇軾、楊萬里、陸游等詩家，而乾隆以後最重黄庭堅，其地位甚至超過蘇軾，如翁方綱、姚鼐、祁寯藻、曾國藩等，無不如是，以學問爲詩正好可以彌補宗宋詩風的率意“頽唐”。
第三，由詭激到中和。清初宗唐詩風即以“中正和平”反駁宗宋詩風的詭激“頽唐”氣象，此後宗宋詩人也提倡“和平”之音，温柔敦厚之旨，祁寯藻《題詠莪少司馬癸丑歲詩稿》云：“獻納論思有性情，體裁風雅氣和平”，何紹基《題符南樵半畝園訂詩圖》云：“温柔敦厚乃宗旨。”二人均爲嘉道時期翰苑宗宋詩人的主要人物，可見其時詞臣地位尊崇，自然心性和平温厚，便以“温厚和平”的傳統詩美力排“頽放”“頽唐”的格調。
總之，清人對宋詩“頽放”“頽唐”的認識，促使他們在效法宋人時避免這一傾向，於是將唐詩的“格律圓融”“中正和平”的特徵融進宗宋詩風之中，從而提出“熔鑄唐宋”的詩學觀。“宋詩頽放”説雖因否定宋詩成就而有其局限，但這一觀點在清代詩學發展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視。
（作者單位：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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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徐乾學《漁洋山人續集序》，《憺園文集》卷二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412册，第579—5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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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百尺梧桐閣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1册，第7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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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卷二蘇軾《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卷二〇《普明寺見梅》批語，第70、8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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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7頁；潘承玉在《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一書中概括明遺民弘揚的諸種價值時就有“存宋—存明説”一項，中華書局，2004年，第313—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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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看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的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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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拙作《王士禎進入翰林院的詩史意義》，《文學遺産》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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