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氣之偏”的美醜
在歐陽修的現存作品中，最早就美醜這一問題做出系統論述的是《洛陽牡丹記》（《居士外集》卷二二）⑦。這篇文章作於景祐元年（1034年），此年三月，二十八歲的歐陽修結束了西京留守推官任期，度過了任上四年歌詠青春的時光。離開洛陽後不久，他完成了這篇《洛陽牡丹記》。此文在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種藝》中已有著録，《宋史·藝文志·農家類》著録爲“歐陽修《牡丹譜》一卷”。據此可知，它在當時還被看作是一部獨立的牡丹專著。此文在整體上可分爲三部分：“花品序”、“花釋名”、“風俗記”，以下引用的是“花品序”中的一部分：
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崘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
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
牡丹又被稱爲“花王”，就像詩句“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所描繪的那樣，中唐以後出現了世人喜愛牡丹的狂潮。到了宋代，洛陽因牡丹而格外有名，根據《洛陽牡丹記》的記載，對洛陽城的人們來説，提到“花”首先想到的就是牡丹。
在上引内容之前，歐陽修對於崇尚牡丹的風潮爲何會在洛陽流行開來這一問題，引入了“地勢説”的解釋法。即，洛陽位於河南、河東、河内之間，自古以來就得天獨厚。周公旦就曾經置身於此，觀測日出日落、寒暑風雨等吉凶徵兆。可見洛陽正是天地中心，其草木之花也“得中和之氣者多”。
但是，歐陽修實際上對這種“洛陽中心説”持不同意見，他認爲，物之所以有美醜之分，是因存在於萬物根源的“元氣”失去了平衡所致。也就是説，無論是嬌豔欲滴、光華絶倫的花朵，還是枝節横生、枯薧醜陋的樹木，它們都是由於“氣之偏”所引起的，在這一點上並没有差别。⑧接着，他寫道：
洛陽城圓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
儘管美出於氣之偏，但是氣究竟爲何聚集於洛陽之地，歐陽修對此並没有明確的解釋。寫完這篇記文的大概十年之後，歐陽修又作《洛陽牡丹圖》（《居士集》卷二）一詩，但也僅僅停留在“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的吟詠上。嘉祐八年（1063年）又有一篇《書荔枝譜後》（《居士外集》卷二三），其中雖説“而其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⑨，也只是把决定事物之美醜的主宰稱爲“神”，並没有針對此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究。就本文所考察的對象來看，更需要注意之處與其説是“美麗的牡丹”，不如説是與之相對的“癭木擁腫”。這一詞語是來源於《莊子·逍遥遊》文末惠施與莊子的一段對話：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仿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⑩
在此，惠子尖鋭批判莊子的學説，認爲其與“擁腫”、“卷曲”的大樹同樣，是“大而無用”之物。面對這樣的批判，莊子承認“擁腫”、“卷曲”的大樹確實不符合世俗的定則規範（“繩墨”、“規矩”），不是什麽可用之才，但他反駁道，正是因爲超越了世間的價值評判體系，所以反而能够達到那種自由自在、廣闊無邊的理想境界（“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這正是所謂的“無用之用”的思想。歐陽修有意識地利用了莊子這一思想，在《洛陽牡丹記》中把“癭木擁腫”安置在牡丹之美的對立面。實際上，標榜“萬物齊同”的《莊子》已經指出美醜的定義是非絶對化的，也承認了醜惡之物的自身價值。换言之，這是一種把醜的東西引入美的領域的思考方式，類似表述在此書十分常見，試摘録幾例：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齊物論》）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决驟。（《齊物論》）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北遊》）⑪
關於第一條，借用福永光司對《莊子（内篇）》的解説：“横生之物與縱生之物，極美之物與極醜之物，這種縱與横、美與醜的分别，其實源於人類對於好惡愛憎的執念妄想，實際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的差别與對立都是自然地融合於一體的，横也好，縱也好，美也罷，醜也罷，彼此齊同。本源爲一的不僅僅只是横縱美醜，諸如‘恢恑憰怪’的違背常識、違反規律的怪誕荒謬之物，實際上也‘道通爲一’——在現實世界中本來就是融合同一的。”⑫《莊子》之後，美醜的相對性觀點經過《淮南子》《抱朴子》等道家著作的論述，被進一步闡釋與發揚。故而可以説，把“醜惡之物”引入文學領域，並從中挖掘美的這種意識，其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莊子》。
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確實把“癭木擁腫”的大樹放到了美麗嬌豔的牡丹的對立面，並對美醜的相對性作了論述。但是，它其實與《莊子》消弭美與醜對立，進而從醜惡之中找出價值所在——這一激進的觀點有一線之隔。在歐陽修的觀點中，雖説是由於“氣之偏”、氣的不平衡導致美與醜的生發，但是相對於醜（“癭木擁腫”）而言，美（牡丹）到底還是居於高位，這一有關美醜優劣的價值評判標準並没有被改變。此篇《牡丹記》之前，歐陽修在洛陽任上還寫了一篇《伐樹記》（《居士外集》卷一三），其中記録了歐陽修在園丁的勸説下，砍伐了《莊子》認爲“無用之用”的樗，却没有砍伐能够開花結實的杏樹。其中緣由，作者借“客”之口作了如下闡釋：
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
對於《莊子》的“無用之用”思想，歐陽修在此並没有表現出明顯的認同感，至少可以説，寫作此文時，歐陽修有意地誤讀了《莊子》的思想，從而將其矮小化。對於歐陽修而言，如果他在面對美醜價值秩序時曾有一絲波動，那麽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波動便産生在他把目光聚焦於《莊子》所否定的“用”之時。正如他在景祐四年（1037）所作的《古瓦硯》詩（《居士外集》卷二）所言：
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⑬
綜上所述，可以説，在洛陽任上前後，也即剛剛科舉及第、初入仕途時的歐陽修，就開始從相對性的角度對醜惡事物展開觀察，特别是《洛陽牡丹記》中提到的，以“氣之偏”來理解美醜的思維方式，顯示出了他獨特的美醜觀念。但是這一觀念與《莊子》中激進的“醜惡之美”不同，它並不是從一般常識標準下的醜惡之中去求索積極的意義。從《洛陽牡丹記》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以十分協調的平衡感將美醜並置，且加以巧妙駕馭的歐陽修，他用非常穩健的姿態，在不動摇美的優越地位的同時，也不否定醜本身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