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季時期：集大成的彙纂譜録高峰
從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至南宋滅亡，是宋代彙纂集成式譜録編纂的高峰。這一時期從整體上説來，仍然有不少新的單譜的誕生，但彙總前賢譜録而成的彙纂集成式譜録在這一階段顯得十分耀眼。這種譜録的編纂有一個顯著的變化，便是在譜録中往往專設詩文類目，彙集與被譜之物相關的詩文吟詠。這種變化，使譜録回歸了類書式的辭章彙聚式的風格，而失却了北宋中期以來成一家之言曲盡物態的譜録撰寫的格調。咸淳九年（1273）左圭刊《百川學海》，以叢書的形式收録了不少宋代譜録、筆記、詩話著作，《百川學海》的編纂，對保存宋代譜録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階段右圖左史式的圖贊式譜録也引人注目。
在這一時期，並非彙纂體例的單譜，包括嘉定四年（1211）高似孫的《蟹略》和高似孫嘉定年間所編的《竹史》、嘉定癸未（1213）沈競《菊譜》、紹定三年（1233）趙時庚《金漳蘭譜》、淳祐二年（1242）馬揖《菊譜》、淳祐五年陳仁玉《菌譜》、淳祐七年王貴學《王氏蘭譜》、理宗朝林洪編《山家清供》、約度宗朝陳達叟編的《本心齋疏食譜》等。另外，袁説友慶元五年（1199）與僚属一起編《（慶元）成都志》時，曾撰《器物譜》《箋紙譜》《蜀錦譜》《錢幣譜》《楮幣譜》等
，並在《（慶元）成都志》中收入了胡元質的《牡丹譜》。周必大的《玉蕊辨證》作於慶元二年（1196），慶元四年正月，又有續補，原出自周必大《文忠集》之《雜著》，着眼於判斷瓊花與玉蕊花是否爲一物的考證，本非譜録，後來爲毛晉刻入《津逮秘書》而單篇流傳，故《四庫全書總目》列入譜録類存目，其實與一般的譜録仍然有所區别。高似孫的《竹史》僅見於史鑄《百菊集譜》中徵引書名，而所作《蟹略》，是沿襲傅肱的《蟹譜》而加以補充，是略作分類之後，裒輯典章、詩文爲主，對傅肱《蟹譜》條目略加節略，並補充了大量與蟹相關的詩文，包括高似孫自己的作品等。沈競《菊譜》、馬揖《菊譜》，均因部分條目摘引於後來史鑄的《百菊集譜》，而得以管窺。沈競《菊譜》中有《菊名》一篇，“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有者，總九十餘品”
，包括潛山朱新仲所種，舒州、潛江、臨安、婺、浙、金陵、臨安等地的菊花，並且有沈競在吴門、豫章尋訪藝菊經歷的介紹。馬揖的《菊譜》中有“晚香堂品類”，馬揖另有《晚香堂菊花百詠》，不過史鑄《百菊集譜》中對馬揖《菊譜》輯録較少，且去除了與之前譜録重複的部分，較難瞭解原貌。陳仁玉《菌譜》是爲天台所産菌類作的譜録，並簡述關於菌之用和誤食毒菌解毒的事宜。趙時庚的《金漳蘭譜》叙蘭容質第一，品蘭高下第二、天下愛養第三、堅性封植第四，灌溉得宜第五；而王貴學《王氏蘭譜》設品第三等第一、灌溉之候第二、分拆之法第三、沙泥之宜第四、愛養之地第五，品蘭之産第六，這兩部《蘭譜》，都分類詳細討論以福建漳州爲主的地區的藝蘭之法，謹而有法。這些譜録的撰述之體，注重被譜之物的實際狀態，條目設置，較爲謹嚴。《山家清供》《本心齋疏食譜》則是兩部山居食譜，前者以散文寫作，較爲散淡，後者用韻語體式，筆調凝練。這一時期，還有少量的印譜，如王厚之的《漢晉印章圖譜》、顔叔夏的《古印譜》、姜夔的《集古印譜》等。寧宗朝官修的《慶元嘉定古器圖》，是南宋館閣對古器物收集和整理中的一個總結，慶元四年（1198）與嘉定六年（1213），分兩次效法《宣和博古圖録》的方式整理館閣收藏古器物，繪畫圖形，摹寫款識而成，然而這部圖譜已經佚失，整體而言，南宋的金石學因爲古器的缺乏而無法與北宋的成就相頡頏。另外，可能成於“掌公帑者”的《百寶總珍集》一書
，記載了一百條宋代寶貨辨疑的韻語和説解，用語俚俗，頗具市井氣，而書中稱高、孝、光三朝廟號，當爲這個時期彙品衆物的譜録。
彙纂集成式的譜録，在這一階段包括書商攢聚合刊而成的《牡丹芍藥花品》，嘉定癸未（1223）成書的高似孫的《硯箋》，初刊於淳祐二年（1242）、續補於淳祐十年（1250）史鑄編《百菊集譜》，開慶元年（1259）陳思編的《海棠譜》、宋末元初陳敬彙纂十一家書而成的《陳氏香譜》。另外，屬類書但收録了衆多花卉、果木等譜録、資料、詩文的陳景沂的《全芳備祖》，是在寶祐四年（1256）編成的，也在這一時段誕生。《牡丹芍藥花品》，據《直齋書録解題》，“録歐公及仲林等諸家《牡丹譜》、孔常甫《芍藥譜》，共爲一篇”，可見是當時書商編纂的一部彙聚之前牡丹與芍藥花譜的叢書性質的彙編本譜録。高似孫的《硯箋》，對北宋以來大量的譜録予以系統化的整理，並加入了而不少詩文、筆記的材料，依産地而列，最後留一卷專録詩文。《百菊集譜》是史鑄潛心收集各類菊譜而粹於一編的結果，而在刊刻該書的過程中，又不斷加入新收集到的譜録資料，導致該書的體例前後並不統一，但黽勉彙集的精神，却可以管窺。《海棠譜》較之於一般的譜録有所區别，這部譜録並未研討海棠的品類，而以“譜”命名，成於書商之手，薈萃了之前沈立《海棠記》和南宋以來的部分農書、筆記等。陳敬《香譜》中所引用的衆多的資料，除了沈立《香譜》、洪芻《香譜》、顔博文《香史》、葉庭珪《南蕃香録》以外，武岡公庫《香譜》、張子敬《續香譜》、潛齋《香譜拾遺》這三部香譜的成書時代不可考，可能是南宋時期的香譜。
宋季誕生圖贊式圖譜，采用右圖左史氏的排布，先列圖，後贊語。這類圖譜包括成書於嘉熙元年（1237）林洪的《文房圖贊》，寶祐二年（1254）的羅先登的《續文房圖贊》，和咸淳己巳（1269）已成書的《茶具圖贊》。《文房圖贊》由林洪撰寫，淳祐十年（1251）趙希弁刊《郡齋讀書志附志》時，已著録此書，可見當時書籍流通較廣。書中共十八條，效法韓愈《毛穎傳》，將文房用具十八種擬爲十八學士，各自設立官職，分别爲毛中書（筆）、燕正言（墨）、楮待制（紙）、石端明（硯）、水中丞（水盛）、貝光禄（砑光用貝光）、石架閣（山形筆擱）、邊都護（鎮紙）、黎司直（木界尺）、刁吏書（書刀）、竺秘閣（竹壁擱）、曹直院（筆托）、方正字（界絲所用界尺）、齊司封（剪刀）、胡都統（糊斗）、印書記（印章）、黄秘書（圖書匣）、盤都承（承盤），每一物件，喻史法於其中，又取諧音爲姓氏，官名兼及功用，體現文人審美雅趣。逐一配圖，後附贊語的形式，開創了圖贊譜録簡而有法的寫作範式。林洪的《文房圖贊》原有官、圖、贊，度宗咸淳年間人倦閑秘書，爲《文房圖贊》書前增名、字、號，成“圖贊十八學士姓名字號”
。林洪之書撰成後不久，羅先登爲林洪書作續編，成《續文房圖贊》，此書今傳本有羅先登寶祐二年序、樊士寛序
，從羅先登、樊士寛兩篇序言來看，《續文房圖贊》的成書過程，一共分爲三階段，羅先登的《續文房圖贊》分兩次成書，其後有元代王東的增補。羅先登在寶祐二年（1254）先續補林洪《文房圖贊》中未涉及的十物，封以官，作贊語，凑成二十八的凌雲臺之數
，包括朱檢正（朱丹）、木奉使（簡版）、平待制（硯屏）、明詔使（燈）、房刺史（卷匣）、廉護軍（書衣簾）、高閣學（書架）、㯶將軍（帚）、石鼓院（石鎮紙）、利通直（錐）；在内容上，對《文房圖贊》也有呼應，如“朱檢正”下贊語言“朱與墨氏，實同塗異用，世以朱墨並稱，朝家以墨位上卿，先拜正言，而朱尚置散地”，正用林洪《文房圖贊》中“燕正言”指“墨”之官職。稍後，羅先登又增八物，僅有號，無官，以爲“予于文房四七之際，得八人焉，兹八人者，在晉室間，目爲同堂合席之交，然皆高尚其事，不屑仕進，號爲八仙”
。後八物是堪與文房之物同堂合席之雅物，不屑仕進，故不設官職，號爲“八仙”，分别爲清音居士（琴）、爛柯仙客（棋）、豐城隱居（劍）、圓明上座（鏡）、瞿圃老人（箭）、玉川先生（茶）、介石高士（盆石）、香山道人（香爐）。羅先登時已完成了書的主體部分，在宋末元初傳有石本，元代王東得《續文房圖贊》，仿倦閑秘書之例，增補了書前的《圖贊續集姓名字號》，增補的字號之類，在《續文房圖贊》的正文的贊語之中，並無呼應，而如“介石高士”，擬爲“（姓）水，（名）函，（字）子方”，以爲是“水函”，從圖與贊語來看，“介石高士”應當爲搭配有植株的盆石，而非水函，這也可以看出書前的增補，與《續文房圖贊》並非同時成書，意見上有所不同。總體説來，羅先登續林洪的《文房圖贊》，凑成“四七”凌雲臺之數，而又開闢無心仕進之“八仙”，設意巧妙，亦可觀察時人對於文房之物品性之考察。
審安老人咸淳年間録“十二先生名諱字號”的《茶具圖贊》，是第一部圖贊式茶具圖譜，根據茶具的特性和功用，設立官職，繫以贊辭，包括韋鴻臚（竹爐）、木待制（木茶錘）、金法曹（銅茶碾）、石轉運（石茶磨）、胡員外（葫蘆瓢杓）、羅樞密（籮篩）、宗從事（椶茶帚）、漆雕秘閣（漆繪盞托）、陶寶文（陶茶盞）、湯提點（湯瓶）、竺副帥（竹茶筅）、司職方（絲茶巾）。這三部圖譜，均取官爵、字號之諧音爲喻，用圖贊的形式，生動地展現了當時點茶的茶事之器具。
這一時期，譜録的編纂者，有書商之流的攢集譜録，也有隱逸文人借譜録抒發閑情逸致，而之前對宋代譜録創作起到較大推動作用的士大夫之流，很少有譜録著述。
在宋代，譜録撰作勃興，涌現出了多種多樣的譜録著作，涉及的門類廣泛，撰作的體例也並不完全一致，有宋一代，可考的譜録著作有近一百七十餘部。譜録的編撰目的各不相同，撰人的身份亦多種多樣。與宋代以前拘泥於客觀物象、介紹功能、彙集典故爲主而零星散見的譜録相比，宋代譜録開拓了可譜之物的範圍，傾注了宋人的審美觀照，而在不同階段亦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
附：宋代譜録年代簡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作者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
①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2003年，第981頁。
②近年來，圍繞譜録的討論與論文漸多，其中，與本文探討話題關係密切的，有王瑩《宋代譜録的勃興與名物審美的新境界》（《鄭州大學學報》2014年9月）；吴雅婷《南宋中葉の知識ネットワーク—「譜録」類目の成立から―》（小二田章譯，《南宋中葉的知識網路——從譜録類目的成立談起》），收入《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十集——中國傳統社會への視角》（日本汲古書院，2015年7月）；董岑仕《〈遂初堂書目〉譜録類研究》，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
③關於譜録的標準和範疇，本文主要依據尤袤《遂初堂書目》“譜録類”標準而定，並參酌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子部·譜録類”的標準。其中，《遂初堂書目》中尤袤對金石類著作的認識與對圖譜的歸類，值得着重關注。《遂初堂書目》在“譜録”類中著録金石泉貨的譜録，有王黼修《宣和博古圖録》、吕大臨《考古圖》、李公麟《古器圖》等，均爲金石圖譜類著作，而在《遂初堂書目》另有“目録”一門，收録了與歷史考證有關的金石題跋和金石目録，如歐陽脩《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等。尤袤將“目録”類的考證題跋與“譜録”類的圖畫譜録分開，一定程度上説明在尤袤的認識和判斷中，這兩類金石著作分屬兩類，意義不同，而這兩類書籍，共同構建起了宋代新興的金石學的書目輪廓。由此，本文所涉及的金石譜録，以帶圖的金石譜録爲主，而金石題跋、目録並不闌入。另外，趙希鵠的《洞天清録》雜品衆物，陳景沂的《全芳備祖》薈萃衆花詩文等，也略具譜録性質，此處參酌《四庫全書總目》的歸類，一歸“雜品”，一作“類書”，未納入討論。譜録的流傳，有原編原傳本與後人輯録單行本，不少譜録爲明清時方才從筆記等中“割裂”而出的，本文依文獻流傳情况酌情處理，文末附“宋代譜録年代簡表”，表中從寛闌入了不少從筆記中割裂而出的譜録，而在論述中，則從嚴而論，以對宋代單行或宋人目録、文、筆記、題跋中提及的單書流傳的譜録爲主。
④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五，收入《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79頁。
⑤脱脱等《宋史》卷四八〇《列傳》第二三九，中華書局，1985年，第13915頁。錢昱爲錢俶之子，文瑩《玉壺清話》載《竹譜》與《筍譜》爲“在故國”所作，即吴越國時期寫（收入《湘山野録·續録·玉壺清話》，中華書局，2007年，第7頁）。不過，贊寧《筍譜》中所引用的范旻《邕管記》，即《邕管雜記》，爲范旻開寶九年（976）至太平興國三年（978）寫就的關於宋代嶺南地區風俗記；且《竹譜》之後，《宋史·錢昱傳》隨即載“（錢昱）俄獻《太平興國録》”，吴越國太平興國三年（978）納地歸宋，《玉海》載錢昱獻《太平興國録》在太平興國八年（983），故從《宋史》説，以爲此二書爲吴越國入宋之後著。
⑥蘇易簡《文房四譜》序：“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於道也。矧書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决泄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説，况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閲書秘府，遂檢尋前志，並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問之通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蘇易簡《文房四譜》卷首，十萬卷樓叢書本。
⑦徐鉉《文房四譜》序，蘇易簡《文房四譜》卷首，十萬卷樓叢書本。
⑧同上。
⑨吴淑《事類賦》成書經過，見王應麟《玉海·藝文志》“端拱《事類賦》”條，《事類賦》存南宋紹興刻本，其中自注共十七條明引《文房四譜》，其他條目，還有未明引爲“《文房四譜》”但實自《文房四譜》中轉引的。《事類賦》起先名《一字題賦》，見吴淑《進注事類賦狀》，不過這個進表紹興刻本逸，見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劍光閣本《事類賦》卷首。
⑩朱長文《墨池編》二十卷本中的卷一九、二〇，即爲《文房四譜》的節録本，不過，這二卷中，還摻入了時代較晚的南宋王邁《臞軒集》之《筆銘》，並引了唐詢《硯録》。
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東坡四》：“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爲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遍尋，初無此語，惟《硯録》云：‘余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於可與終身俱者，獨研而已。’則知遯齋所云誤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下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20頁。
⑫蘇舜欽《先公（蘇耆）墓誌銘》，《蘇學士集》卷一四。這部著作的具體寫作時間不詳，體例不知，因爲僅見於蘇舜欽所作墓誌銘中，故於此附帶論及。
⑬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7頁。
⑭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34頁。
⑮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7頁。
⑯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第535頁。
⑰王應麟《玉海》卷一八〇食貨“唐錢譜”條：陶岳撰《貨泉録》一卷，記五代諸侯擅改錢幣之由。
⑱《宋史》卷九八《禮制一》。《玉海》卷五六，記載在建隆三年（962）。
⑲王應麟《玉海》卷五六“建隆重集三禮圖 至道國子監三禮圖禮象”條。
“周秦古器銘碑”條，出自翟耆年《籀史》，清《守山閣叢書》本。
唐詢的《硯録》今不存單行本，但當時影響一時，在宋代屢見徵引。朱長文《墨池編》（二十卷本）卷十九有節引（六卷本《墨池編》載卷六）；另外，晁載之《續談助》中亦有唐詢《硯録》；北宋佚名所編《硯譜》（《百川學海本》）、南宋高似孫《硯箋》及宋元詩話、筆記中也有徵引。其中最爲完整的，見朱長文《墨池編》中所引。
米芾《硯史》，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中國書店，2011年，第705頁。
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20頁。
通常會將《百川學海》本《香譜》題爲“洪芻《香譜》”，不過經過筆者判斷，這部《百川學海》本《香譜》，應當是南宋時期編纂的另一部《香譜》，吸收了沈立《香譜》、洪芻《香譜》中的部分條目；但《百川學海》本的《香譜》的内容，與作爲節本的曾慥《類説》本洪芻《香後譜》已相去甚遠；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記洪芻《香譜》“集古今香法”中所舉五種香方，均不載百川本《香譜》，故而百川本《香譜》應當並非洪芻《香譜》，而洪芻《香譜》已佚，僅部分條目見於陳敬《香譜》等引。
陳敬《陳氏香譜》卷四丁謂《天香傳》，收入《香譜（二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第241頁。
陳敬《陳氏香譜》卷二“百刻篆圖”條：“昔嘗撰《香譜序》，百刻香印未詳，廣德吴正仲製其篆刻并香法，見貺，較之頗精審，非雅才妙思，孰能至是，因刻於石，傳諸好事者。熙寧甲寅歲仲春二日右諫議大夫知宣城郡沈立題。”（《香譜（二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第108頁）可知《香譜》一書，當撰于熙寧甲寅（1074）之前，當時書中無“百刻篆”條詳叙。
見陳敬《陳氏香譜》及明代周嘉胄《香乘》（崇禎刊本）録當時陳敬《陳氏香譜》傳本，其中引“洪”、“洪録”條等。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題洪駒父〈香譜〉後》，曰“歷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爲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余在富川，作妙香寮，永興郭元壽賦長篇，其後貴池丞劉君穎與余凡五賡其韻，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頗多，猶有一二事，駒父《譜》中不録者”云云。則當時推重洪芻《譜》，在沈立《譜》之上。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北苑拾遺》一卷，皇朝劉异撰。北苑，建安地名，茶爲天下最。异慶曆初在吴興，采新聞，附於丁謂《茶録》之末，其書言滌磨調品之器甚備，以補謂之遺也。”《郡齋讀書志校證》，第534頁。
蔡襄《茶録》：“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采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録》，伏惟清閑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全宋文》第47册，第206頁。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北苑總録》：興化軍判官曾伉録《茶經》諸書，而益以詩歌二卷。”《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8頁。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東溪試茶録》，右皇朝朱子安（宋子安之誤）集拾丁、蔡之遺。”《郡齋讀書志校證》，第536頁。
鄭樵著，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第1594頁。
蘇軾《東坡酒經》，《蘇軾文集》卷六四，中華書局，2008年，第1987頁。
朱肱（朱翼中）撰《酒經》，存宋本，影印本見《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説郛》宛委山堂本卷九四，爲節略本，總論之後僅存目無文，與宋本相校，目同，而最末又有“續添麴法”酴醾麴、華亭麴（造思堂春）、瓊液麴、青水麴（造雲膄）、麩麴（造雲膄並合酵用）五條，有目無文，《説郛》商務本朱肱《酒經》，最末有“續添麴法”五條和“醖酒法”四十四條，有目無文，這些也是宋本所無的，不過，《説郛》宛委山堂本中，“醖酒法”四十六條（較商務本多最末二條）載於《續北山酒經》中，而在筆者所閲的四部明抄本《説郛》中，“續添麴法”（五條）、“醖酒法”（四十四條），這四部明抄本都歸於《續北山酒經》（一作“讀北山酒經”）的内容，而與《説郛》商務本、明抄本不同。因爲《酒經》的宋本存，而且最後版式十分完整，宋刻本《酒經》卷下最末，以單魚尾“酒經下”標識板片結尾，十分清晰，故“續添麴法”、“醖酒法”内容不當以爲是朱肱大隱翁《酒經》的闕文，而應當是《續北山酒經》的“續添麴法”、“醖酒法”的條目標題。
參見上注。
丘濬的《洛陽貴尚録》已佚；《牡丹榮辱志》尚存，今存的傳本均從《百川學海》而出，《四庫全書總目》將此書歸入“小説家類”的“存目”，不過，《四庫全書總目》中“譜録類”的加入是四庫館中較晚的，其書籍往往從傳統的類書、農家、雜藝等中拆離，而《牡丹榮辱志》早已從“農家”闌入“小説家”，其歸類之時，“譜録”類尚未獨立；“譜録”類在四庫館中增立後，則未重新檢視此書性質而改定歸類。今依據書籍性質，仍歸“譜録”類。
張宗誨《花木録》，見《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著録；又作“《花木編》”，見尹洙爲張宗誨所作墓志銘，見《故金紫光禄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全宋文》第28册，第113頁。
歐陽愿《朝請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宫歐陽棐墓志銘并序》（政和三年），1985年新鄭縣新店鄉歐陽寺村出土，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圖見上册第371頁，釋文見下册第342—343頁。
周必大《洛陽牡丹記》校勘跋語，見歐陽脩撰，周必大校《歐陽文忠公集》卷七二，《居士外集》卷二二，《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據國家圖書館藏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14a—14b頁。
徐師閔《莆田荔枝譜》已佚，著録見《通志·藝文略》，此部《荔枝譜》徐師閔曾寄蔡襄，蔡襄有回帖，參見劉克莊《跋蔡忠惠帖》引蔡襄回徐師閔之《與徐虞部帖》：“嘗亦有作，大略相近，餘亦少有異焉。”《全宋文》第329册，第306頁。
歐陽脩《洛陽牡丹記》：“思公（錢惟演）指之（小屏）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見洪本健校箋《歐陽脩詩文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2頁。
蘇軾《牡丹記叙》，《蘇軾文集》卷一〇，中華書局，1986年，第329頁。
引自陳思《海棠譜》卷上《叙事》，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中國書店，2011年，第713頁。
《蘇軾文集》卷一〇，中華書局，1986年，第329頁。
刘蒙《菊譜》，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戊集，中國書店，2011年，第518頁。
沈括《夢溪忘懷録》，《説郛》商務本、宛委山堂本載，但是有節引，輯佚見胡道静《胡道静文集·沈括研究 科技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全宋文》第111册，第222頁。
劉蒙《劉蒙菊譜》，見《百川學海》，影印陶湘影宋本，中國書店，2011年，第518頁。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中華書局，1985年，第2192頁。
（萬曆）《吉安府志》卷二五《王端禮傳》。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五筆》卷五，中華書局，2005年，第894頁。
陸游《渭南文集》卷四二。
范成大《范成大筆記六種》，中華書局，2008年，第253頁。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五“玉照堂梅品”，中華書局，2004年，第275頁。
史正志《史老圃菊譜》，《百川學海》據陶湘陶氏涉園景宋本影印，中國書店，2011年，第422頁。
韓彦直《永嘉橘録》，《百川學海》據陶湘陶氏涉園景宋本影印，中國書店，2011年，第922頁。
陸游《秋懷》之六，《劍南詩稿》卷六八，中華書局，1976年，第1612頁。
關於這部《紹興内府古器評》的真僞問題，《四庫全書總目》以爲僞，參見容庚《〈紹興内府古器評〉述評》。
這幾篇譜録，舊題元代費著撰，載楊慎所編《全蜀藝文志》，實爲楊慎之誤。關於這些譜録的撰人、時代的考訂，已有學者指出，其中所涉及的典制、史實、文獻、語言、歷史，均不晚於宋代慶元年間，這與袁説友《（慶元）成都志》相合，如謝元魯《〈歲華紀麗譜〉九種等校釋》（收入《巴蜀叢書》第一輯，巴蜀書社，1988年，第87—99頁）；謝元魯《對〈楮幣譜〉〈錢幣譜〉作者及寫作年代的再認識》（《中國錢幣》1996年第2期）；陳啓新《對〈箋紙譜〉不是元代費著所作的探討》（《中國造紙》1996年第11期）；謝元魯《〈歲華紀麗譜〉〈箋紙譜〉〈蜀錦譜〉作者考》（《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2期）；劉仁慶《〈蜀箋譜〉是“馬大哈”鬧的——紙史探究之三》（《紙和造紙》2015年第10期）。不過，對於費著編纂《（至大）成都志》與否，這些論文中似有誤説。筆者以爲，元代費著僅重刊袁説友《（慶元）成都志》並作重刊序，而未撰寫新的《（至大）成都志》，楊慎編《全蜀藝文志》時，得到有費著序而脱漏袁説友序的《成都志》，將其中明確署名胡元質的《牡丹譜》題“胡元質”作；其他的，均誤署爲此書作刊刻序言的費著。從《全蜀藝文志》起，至明末《説郛》宛委山堂本、清《四庫全書》等，均承襲此訛。
史鑄《百菊集譜》序，見《范村菊譜（外十二種）》，上海書店，2017年，第301頁。
《四庫全書總目》以爲此書爲“南宋臨安市賈”所編，不過，元代佚名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備要》戊集“寶貨辨疑”條，與《百寶總珍集》有同源關係，而“寶貨辨疑”條署“掌公帑者”，可從，見《居家必用事類備要》，據明刊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1册，書目文獻出版社。
名、字、號，即《文房圖贊》今傳本祖本明正德沈津刊本《欣賞編》丙集《文房圖贊》書前“圖贊十八學士姓名字號”中的“名、字、號”，如“毛中書，（名）述，（字）君舉，（號）盡心處士”。毛中書在林洪《文房圖贊》中原載，而“（名）述，（字）君舉，（號）盡心處士”爲倦閑秘書所增。林洪《文房圖贊序》言“今圖贊一十八人，擬以官酬之，俟異日請於朝”。僅提及“以官酬之”，並未提及字號，正文的贊語，皆不與名、字、號呼應；據元樊士寛《續文房圖贊序》“至宋季，可山林君獨取文房所用十八人，各酬以官，圖像而贊，可謂愈出愈奇矣。倦閑秘書又從而著名字與號焉”，可知名、字、號爲倦閑秘書所增；倦閑秘書其人，正德本《欣賞編》所載《茶具圖贊》言“右茶具十二先生名諱字號，倦閑秘書先生見假善本，余敬爾抄録以備偶用。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正德本《欣賞編·茶具圖贊》，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565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417頁。萬曆本《欣賞編》的《茶具圖贊》，此條僅作“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脱漏信息甚多），咸淳己巳（1265）較之林洪時代稍晚，而借審安老人抄録《茶具圖贊》的“十二先生名諱字號”的“倦閑秘書先生”，當與增補《文房圖贊》的“名字與號”的“倦閑秘書”爲同一人，姓名無考，大抵爲南宋度宗時期人。
《續文房圖贊》，收入沈津《欣賞編》，有明正德本、萬曆本傳世，正德本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565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萬曆本傳世本較多，影印本見《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正德本、萬曆本《續文房圖贊》幾無異文，故用通行易得的萬曆本爲主。
羅先登《文房圖贊序》，據《欣賞編》萬曆本影印，見《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第80頁。
羅先登《續文房圖贊·圖贊續集姓名字號》後跋語，據《欣賞編》萬曆本影印，見《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第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