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這一點從“王門”文人的交遊活動中也可證明。就北宋文壇而言，一個文學群體内部的唱和活動繁榮與否，往往是衡量其影響力的重要標準之一，“蘇門”之盛就與其成員間此起彼伏的酬唱風氣有關。據“王門”文人現存詩篇看，雖没有形成“蘇門”唱和那樣的規模，但還是可以約略看出他們詩文往來的活動情况，尤其是以王安石爲中心，形成了“王門”的唱和網路，本文將之製成了下表：

（續表）

*注：表中所列篇目，王安石詩出自李壁注《王荆文公詩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集句詩、文出自《王臨川全集》（光緒九年聽香館本）；其他人的詩、文則出自《全宋詩》《全宋文》。

不難看出，王安石在“王門”唱和群中居於絶對的主導地位，常常是唱和的發起者，依照常理推測，其他人在得到荆公的寄贈後也會有所回應；又據王安石篇題中不少的“答”、“和”、“酬”、“次韻”，可知亦不乏“王門”文人原唱而荆公賡和的例子。惜乎以上兩種情况中其他人的作品均散佚嚴重，否則當能更好地反映出當年“王門”唱酬也頗爲繁盛的情景。

如前所言，“王門”新學、文學文人群與新黨文人群相比，最大特點就是更好地保持了文學群體的本來面貌，因此，與新黨文人群的唱和活動往往受政治驅動不同，他們的唱和活動則主要是由文學激發纔展開的。如《中吴紀聞》載：“（方惟深）嘗過黯淡灘，題一絶云：‘溪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見之大喜，欲收致門下……後子通以詩集呈荆公，侑以詩云：‘年來身計欲何爲？跌宕無成一軸詩。懶把行藏問詹尹，願將生死遇秦醫。丹青效虎留心拙，斤匠良工入手遲。此日知音堪屬意，枯桐正在半焦時。’凡有所作，荆公讀之必稱善，謂深得唐人句法。嘗遺以書，曰：‘君詩精淳警絶，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子通遊王氏之門，極蒙愛重。”再如《石林詩話》載：“（俞紫芝）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争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唤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可見王安石與方、俞等人的詩篇唱和，完全是出於雙方文學上的相知相賞；對文學後進，王安石毫不慳吝的極力稱賞爲其揚名，對方一有佳作，更往往迫不及待地酬唱應和，這自然會進一步刺激後輩文士的創作動力，並視荆公爲文字知音從而傾心追隨。

“王門”賓主間相得甚歡的唱和氛圍，與王安石這位座主的性情氣度也有很大關係。政治史上的王安石常給人雷厲風行甚至不近人情的“拗相公”印象，可一旦卸下政治包袱，王安石就恢復了其平易親切而又雅好詼諧的文人本色。《冷齋夜話》載：“（荆公）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爲僧子乃敢盗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爲解勸。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此事頗有諧謔意味，俞紫芝被“罰作”的“松聲”詩，《全宋詩》中題作《松風》，王安石有《示俞處士》詩：“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踏《于蔿》，何如雲卧唱松風。”最後一句似即暗指前事，而且詩中還用唐人元德秀（字紫芝）的典故，將古今兩位“紫芝”作了對比，更具幽默風趣的效果。再如《王直方詩話》載：“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塚，事畢，則過蔣山，謁湖陰先生，歲率爲常。元豐辛酉、癸亥兩歲，訪之不遇，因題一絶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稱於荆公。荆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蓋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陳輔詩之原意，或未必是存心戲謔，但經過荆公的一番“推原”、“解釋”後，具有了用機鋒隱語較量智力的遊戲意味；書中未載楊德逢本人作何回應，倒是荆公有一首《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南郭先生比鷾鴯，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只舊時”，顯然是代楊德逢捉刀作答，意思似是説：這裏依舊還是劉禹錫《烏衣巷》中的那個“尋常百姓家”，閣下亦不必以“舊時王謝”的隱語相戲，你的“言外之意”早就被“我”看穿了！受王安石通脱詼諧的性格感染，“王門”文人亦保持着豪爽灑脱的本色，如“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遊戲歌曲，皆可傳，長干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秀老）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善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駡，不若秀老之恬静。一日見公云：‘我欲去爲浮圖，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我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

這種適性任真的交遊氣氛也使“王門”成員將各逞才氣、争强好勝的切磋較量之風帶入到了詩文唱和活動中。《王直方詩話》載：“郭功父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爲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個詩題。’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間，誦曰：‘茫茫黄出塞，漠漠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太初緣此名聞東南。”郭祥正成名甚早，對龍太初這位自稱“詩人”的年輕後輩頗不以爲然，没想到在即席賦詩的比試中却敗下陣來；相反，名不見經傳的龍太初則一戰成名聲聞東南。由此一例，即可概見“王門”切磋競争的風氣堪稱一時盛事；更何况，身爲座主的王安石還恰恰是最雅好此道的人物：“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間亦欲與古争强梁……生性好勝，一端流露。”與門生弟子的詩歌往來，王安石也發揮了“好勝”的本色，如其寄予蔡肇的《游土山示蔡天啓秘校》與依韻再作的《再用前韻寄蔡天啓》，均爲長達五百二十言的五古，這兩首明顯效法韓愈的鴻篇巨制，根據有的學者分析，正是因爲它們的寄贈對象蔡肇長於此類風格，故荆公有意爲之，隱含着切磋詩藝或暗自争勝的意味；可能是王安石在完成以上兩詩後仍然意猶未盡，故又依前韻作了《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這次的寄贈對象换作了葉濤，而葉濤也是以“喜賦詠”見稱的，頗有一種反復搦戰樂此不疲的勁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集句詩”這種文學樣式在王安石手中的發展成熟，似乎也和荆公及門人間的娱樂唱和活動密切相關。據《石林詩話》載：“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鬃，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今王詩《示蔡天啓三首》即是。除蔡肇外，王安石還有集句分贈楊驥、蔡卞、葉濤、吴頤等人（詳見前表），似乎是有意要在門人中掀起一股創作風氣，只不過“集句”這種文學樣式對詩人博學多才的能力要求很高，“王門”其他文人都未能精通此道，結果就成了王安石一人獨舞的局面。

當然，王安石及門人的唱和並不僅僅是爲了“争勝”，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相互激發研磨詩藝的契機與環境，如寄給蔡、葉二人的長詩就顯示了荆公在長篇“依韻”的高難度挑戰下是如何左右馳突、游刃有餘不爲束縛的，對蔡、葉二人的詩藝進步與提高恐不無啓憤發悱之功。再如《石林詩話》載：“（荆公）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更隱然見出荆公通過詩篇唱和將自己鍛字煉意的創作經驗以及精益求精的藝術追求傳授給門人弟子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