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陰吟社憶當年”：京城臨安的“里中詩社”
陳起、許棐等人的桐陰詩社，可以説是京城臨安的“里中詩社”。陳起《挽梅屋》“桐陰吟社憶當年，别後攀梅結數椽”所云的“桐陰吟社”，應該就是海鹽人許棐漫遊臨安時，與書商陳起等京城布衣結成的詩社。
據鄭斯立《贈陳宗之》“桐陰覆月色，静夜獨往還”、杜耒《贈陳宗之》“對河却見桐陰合”所云的“桐陰”，黄順之《贈陳宗之》“昨日相思處，桐花爛漫春”提及的“桐花”④，吴文英《丹鳳吟·賦陳宗之芸居樓》“舊雨江湖遠，問桐陰門巷，燕曾相識”⑤所云的“桐陰”，可知“桐陰”不是虚指，而是陳起所居睦親坊芸居樓所在門巷的標誌性景觀，因此，“桐陰吟社”當即以陳起芸居樓爲活動中心的布衣詩社。
理宗寶慶（1225—1227）前後，許棐開始隱居海鹽秦溪⑥，此前也即寧宗嘉定時期（1208—1224），他可能曾在臨安遊學、遊謁或漫遊，陳起因江湖詩禍而在寶慶三年（1227）被流配，则陳起與許棐等人結社當在嘉定年間⑦。陳起被流配之後，桐陰詩社當因此中斷。但在紹定六年（1233）陳起被放還後重操舊業，桐陰詩社或因陳起返回芸居樓並恢復此前的交遊酬唱生活而繼續存在。雖然目前没有直接材料證據證明這一點，但陳起在端平（1234—1236）更化之後的嘉熙、淳祐間（1237—1252）刊刻多家詩集，出版生意比以前更加興隆⑧，可以説明陳起與士大夫以及布衣詩人的往來较此前更加密集，桐陰吟社也應當因此而更加興盛。陳起作爲江湖詩人的“指南針”，他組建的桐陰詩社自然是江湖詩人的聯絡中心。
桐陰詩社應當有着南宋里中詩社最爲自由的形態。京城市民队伍庞大，外来人口的流動規模與頻率也超過其他各地，詩社成員自然不像其他地方的“里中詩社”那樣相對固定，當由久居京師的一些布衣（處士）、短期或長期寓居京師的遊士組成。社員來去聚散十分自由，没有太多明文規定或限定，其交遊唱和的方式也會多種多樣，不只有單向度交流，而應該有不少群體多向度唱和活動。
陳起與不少布衣詩人保持良好交遊唱和關係，他組織成員聚會唱和應該没有太大困難，然而目前我們仍然找不到太多實例。倒是陳起《芸居乙稿》的一首五律後面附録了兩首次韻和詩，是目前留存的極爲少見的三位布衣詩人唱和樣態：
陳起《適安有湖山之招病不果赴》：蘭契簡以詩，金鏗而玉戞。招邀訪逋仙，劇飲擬投轄。事有違人意，十常居七八。文園病政濃，况復泥濘滑。老懷欲舒散，天心若是恝。
武衍《適安和》：人生欲四並，其難乎戞戞。春工鬧花柳，春
阨車轄。何當載酒歌，對舞花十八。樹色尤緑秀，鶯聲尚圓滑。作詩調維摩，病安情已恝。
佚名《槐隱和》：新篁褪錦衣，風玉漸相戞。香紅吹成塵，春去誰管轄。歌酒相留連，一笑攜二八。敗意林間禽，饒舌泥滑滑。可人非不來，正坐天意恝。⑨
這是三位布衣相約暮春聚飲而未果的次險韻唱和。寓居臨安的武衍，顯然是以詩招邀陳起同訪槐隱的首唱者，即陳起詩中所云的“蘭契簡以詩”的“蘭契”，然其首唱詩已不存；陳起因病無法踐約因而以詩和答婉拒，和詩不知是否步武衍首唱之韻；槐隱是武衍約陳起一起造訪的“逋仙”，一個如林逋般隱居西湖的處士。城市中的布衣如此閑散地唱和，將一次未遂的投轄暢飲營造得如同士大夫雅集一般。其典雅優美的語言與意境，讓人忽略詩歌背後的詩人的社會身份。由此可見，布衣詩人對士大夫詩人從生活理想到詩語風格的一些模仿與發揚。
槐隱姓名不可考。而武衍《寄社友》“秉燭西園事已非，更堪中酒落花時。隔簾燕子偏饒舌，不管春愁倦作詩”所云“社友”，不知是否桐陰吟社社友。武衍是吴門人⑩，但久居臨安，與陳起及胡仲弓、朱繼芳等人唱和頗多⑪，淳祐元年（1241），武衍自序其《適安藏拙餘稿》《適安藏拙乙稿》，並交由陳起出版。陳起淳祐四年到寶祐三年去世前（1244—1255）一直抱病，據詩中所云“文園病正濃”以及因病拒遊春看，三人唱和當在此十年間。
三位常住及寓居臨安的布衣唱和，可以算作桐陰詩社一種小型活動方式。雖非大型、群聚唱和，但因爲布衣詩人之間連這種三人隔空唱和的詩歌遺存目前都極爲少見，所以顯得彌足珍貴。在此作爲實例分析，以窺布衣詩人里中詩社唱和之一斑。
桐陰詩社作爲開放自由的京城里中詩社，爲“什百爲群”的漫遊或客居臨安的布衣詩人提供了一個群體交遊唱和的機會與場所。而當時京城的里中詩社或許不止這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