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溪大石》詩的醜怪表現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啄，出没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荒烟野草埋没久，洗以石竇清泠泉。朱欄緑竹相掩映，選致佳處當南軒。南軒旁列千萬峰，曾未有此奇嶙峋。
據記載，作爲歐陽修代表作《醉翁亭記》（《居士集》卷三九）的舞臺，滁州的溪流間有很多怪石、醜石。歐陽修在其他詩作中也曾吟詠“石醜駭溪怪”（《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詩，《居士集》卷三）。嗜好怪石、醜石的風尚，始於中唐時期的士人階層之間，宋代對此加以傳承。北宋時期的蘇軾（1036—1101）、米芾（1051—1107）等人也有這種嗜好怪石的趣向，被世人所熟知。其實從歐陽修、梅堯臣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此般意趣，
前文所提及的劉熙載曾評價韓愈詩“以醜爲美”，而他的《藝概》卷五《書概》中又有“怪石以醜爲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
即用與評論韓愈詩同樣的觀點來評價“怪石”。可以推知，在詩中表現“醜惡之美”這一趨勢與欣賞怪石志趣的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關聯的現象。
關於菱溪巨石的來歷，歐陽修同年所作《菱溪石記》（《居士集》卷四〇）中有詳細記載。據此篇，菱溪本來有六塊大石，其中四塊已被除去，剩下的兩塊中，一塊體積稍小，因其形狀甚怪奇已被收藏於一民家，剩下的這塊是體積最大的，如今只有它仍卧於溪邊。記文還寫道：“溪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這塊被遺留下來的巨石，歐陽修推測它本是唐代楊行密的部將劉金故居中物。
在詩的開頭十六句之中，叙述了長年被棄置於菱溪旁邊的巨石被三頭牛拉的車搬運，並安置到歐陽修選定的合適之處——“南軒”的對面的經過。“南軒”指的是當時歐陽修所建的豐樂亭。無人欣賞的巨石，只有歐陽修一人慧眼識“珍”，倍加愛惜，恐怕是因爲歐陽修此時貶官滁州，同樣有被“埋没”之感，所以有以巨石的坎坷命運與自我境遇相比照的心情吧。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歐陽修以“可怪”而“奇嶙峋”之語描寫了巨石的突兀聳立之姿，然而把它安置在豐樂亭的南窗前，並以“千萬峰”爲背景進行吟詠，他自始至終以冷静觀察的鑒賞者之立場自居。怪石，在豐樂亭這樣一個由歐陽修創造出來的空間中，不過就是被包裝好了的賞玩對象（object）。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曾唱和過一首《和菱磎石歌》，其中寫道：“滁州信至詫雙石，云初得自菱水濱。長篇稱夸語險絶，欲使來者不復言。畫圖突兀亦頗怪，張之屋壁驚心魂。”
如此看來，歐陽修除了書簡和詩中描寫巨石之外，還畫了怪石圖一併贈與蘇舜欽，從此也能看出歐陽修的鑒賞者姿態。把巨石移動、收藏，又加以包裝，甚至還通過其他表現手段（繪畫）使“怪”這一賞玩對象得以流通，於是可以説，這種“怪”恐怕不是離經叛道的“怪”，而是被人馴養的“怪”。
在接下來的段落裏（第二十一句至第三十六句），針對久經滄桑的巨石的來歷，歐詩相繼提出了女媧爲補天所煉的五色石、火神燧人氏鑽燧取火石，以及漢朝使者張騫在黄河源頭崑崙山所獲之寶石這三種傳説。如果説，在《菱溪石記》中，歐陽修認爲怪石屬於劉金舊宅遺物的推測尚且合理，本詩則借用神話及傳説，充分發揮出他自由奔放的想象力。此處，歐陽修有意識地把詩、文兩種文體的創作進行了區分。據南宋的陳善之説，歐詩中的這段描寫，實際上受到了韓愈《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
的影響。陳氏對二者做出了如下比較：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此歌雖窮極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陽公遂每每效其體，作《（凌）［菱］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説争紛紜。皆云女媧初鍜錬，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迹，不爾孔穴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仿韓作。然頗覺煩冗，不及韓歌爲渾成爾。
“杖”和“石”都是日常的題材，不能稱其爲雅，甚至在有的情况下是“醜惡”、“醜怪”的。然而對於這樣的題材，借神話性的淵源賦予它們神聖的形象意義，這一點韓詩、歐詩是相通的。羅列各種神話傳説時，兩詩皆用“共傳”、“皆云”、“又云”等詞連接，在列舉章法和整體結構方面也十分相似。不過正如陳善所評，歐陽修的作品確有刻意模仿的痕迹，其不自然處也實難避免，對於石上空穴成因問題的探討，就像與人争辯一般，試圖將道理完全闡明。
叙述完與巨石來歷相關的三種傳説之後，在詩的末尾，歐陽修又用自己的話概括道：
嗟予有口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争奇鬥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天高地厚靡不有，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罇。
近人朱自清在《宋五家詩鈔》中把這首詩與吟詠怪石紋樣的《紫石屏歌》（《居士集》卷四）放在一起評論道：“（兩詩）皆能用所謂持久的想像者。永叔似恐創意太新，足以驚世駭俗，故兩詩末幅，均以常理自衡其説；就詩論詩，實蛇足也。”
不失爲一種卓見。
雖然詩歌在前一部分提到了巨石的三個傳説，可是歐陽修最終對此也“莫能辨”，只是用雙手輕輕摩挲這塊怪石。隨後，他感歎韓愈及其門下詩人盧仝（？—835）早已辭世，世間也再没有能“彈壓百怪”的雄渾壯闊的文章。“天高地厚靡不有，醜好萬狀奚足論”，雖然可以把這句視作一種謙遜表述，但説它是出自歐陽修特有的“依據理性的平衡感”（即“以常理自衡其説”）也未嘗不可，我們可以從中領略歐陽修獨特的感受力。對他而言，怪奇也好，醜惡也罷，它們都被單純地視爲詩歌構思之所需，冷静觀察這些對象的歐陽修本人與它們之間一直保持着距離。而韓愈則不同，正如“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調張籍》詩），“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詩）
等詩句所體現出的那樣，非但不厭“百怪”侵入到身心之内，反而要通過詩歌這種表現方式去創造世界。不得不承認，這與歐陽修的冷静旁觀有着明顯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