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話語：宋詞進化史
清末民初，由於遭受列强入侵以及辛亥革命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衝擊，新觀念、新思潮在各個方面改變着人們的思維。其時詞壇雖還由晚清遺老把持，然而在這些恪守填詞家法的舊派詞人之間，也出現了一些富有時代新意的聲音：
文小而聲哀者，易於感人，不足以鳴盛，其盛時作者，不過自道其男女哀樂之私，洎乎世變，乃有以忠愛怨悱托微言以喻其志者，觀於南渡君臣離合之感，多見於詞，道窮而語益工，謦欬之應，亦知所微矣。
鄭氏乃晚清詞壇巨擘，崇尚姜張，然而其所論南宋詞工之理由，則頗見時代色彩。鄭氏首先將詞之南北宋分界重合於兩宋更替，並指出南宋詞語益工是因爲靖康之難後詞人將君臣離合之感融入詞中。這種國運隆替影響詞風轉變的觀念前所未見，應是鄭氏親身經歷晚清動蕩後的夫子自道，可以視作後人論南北詞風轉變之濫觴。
另一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即王國維，他的《人間詞話》雖用舊名，亦以習詞途徑爲指歸，然而融入了新的叙述詞史之動機——勾勒出一條文學變遷之線索。王國維針對晚清詞壇被南宋籠罩而發論，撚得“境界”二字，揚北抑南，提出北盛南衰之論。究其所歸，乃是爲其獨特的“文學升降”之文學史觀提供論據：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絶，律絶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脱。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燕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絶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燕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此種論調，即與其一代文學説互爲張本，既道出詞體何以成爲有宋一代之文學的原因，也挑明自己爲何認爲北盛南衰。究其根本，則是王氏認爲事物發展變遷皆處於一條線性脈絡上，隨着時間的推移由生到盛，又由盛到衰。從而北宋詞之後的南宋詞，勢必處於盛極過後的衰世。這其實也是王氏一代文學説的基本精神。當詞學家開始追尋詞史變遷之脈絡時，“詞分南北”就走出了以習詞爲唯一目的之束縛，進入了以詞爲學術研究對象的時代。
“五四”之後，隨着新文化運動的展開，詞體文學完全走入了研究對象時代。學者論詞，更注重風格特色、詞情詞心的闡釋，不再視掌握填詞法門爲終極追求。湯執盤就曾感歎道：“自文化運動大興，論詩文者皆以新奇爲主，尚白描，重實寫，一若不爲昔人之句法韻調所限。故填詞之學，幾成古調獨彈矣。”
然而這種舊派詞家的無奈却是當時浩浩湯湯的天下大勢，學者的追求便是如王國維那樣，爲文學找到一條可供描述發展變遷的線索。率先接過王國維話語的是胡適，他在1926年出版了《詞選》，他的詞學觀被詳細論述在這本書的序文中。胡適先把從唐至今的詞史劃分成三個部分，由唐至元是詞的“本身”的歷史，自元到明清之際是詞的“替身”的歷史，而由清到今日則是“鬼”的歷史。對於“本身”的唐宋詞史來説，胡適更有詳細的論述：
這個時期，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蘇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
胡適打通南北，將唐宋詞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其中兩個轉變的節點分别爲蘇軾和姜夔。在他的論述中，這三個階段是線性相承的，蘇軾之前，多是應歌之作；蘇軾興起，開創詩人詞篇；到了姜夔出現，則流爲詞匠。胡適又對二者寓以高下之判，顯然最後一個階段的詞匠之詞，是他大爲不屑的，於是這三階段又構成了宋詞生住異滅的全部。胡適的詞史觀影響很大，直到今日的詞史叙述中還能見到三分法的影子。胡適與王國維一樣，詞史叙述是受自己的文學史觀指導的：
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内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效；模效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丢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爲匠手，創作墮落而爲機械。生氣剥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的發展了。
胡適爲每一種文體都構建了這樣一套生命公式，與王國維的“文體遞變”説異曲同工，皆認爲每種文體有一個始盛終衰的過程，完成這一過程之後，舊文體會被新文體替代。儘管胡適没有很强的南北之分，但是根據這個文體生命的公式，很容易就能在詞分南北的框架下得出這樣的判斷：北宋詞處於蓬勃向上的階段，南北之際是極盛時期，南宋中後期則走向衰敗。這個優劣評判和王國維的北盛南衰是一致的，不過在王國維的話語體系並没有很强的客觀規律性，所謂北盛南衰，是因爲北宋詞境界高，南宋詞因隔而境界全無。這樣一來，似乎從北宋詞中獲得立境之法，詞體文學亦能重盛，畢竟境界之有無全賴人力天分，並不是客觀規律使然。而胡適則完全構建了一條科學的客觀的道路，即白話與民間性的有無。文體發生於民間，文體的發展在於文人與民間的互動，而文體的衰亡則在於民間性的徹底喪失。這是一條單向線性道路，一旦徹底告别民間性，那麽終無回歸的可能。於是，胡適所言可以視作爲王國維一代文學觀提供了一個强大的話語解釋體系。劉少雄在考察王國維與胡適詞史觀之同異後指出：“王國維仍生活在文言的文字世界中，而胡適欲建立的是一個白話的語言世界，他們的思考模式很不一樣。”
此論甚爲精到，然而結合上文的論述，或可再補充一點：即王國維内心仍然有着創作意識，根本上還是承繼舊派詞家的傳統，欲爲習詞者指出一條合理有效的家法。而胡適則完全没有這方面的考量，僅僅將詞作爲研究對象去觀照，從中找到爲其文學史觀張本的證據，以達到鼓吹其白話文學創作的目的。
胡適的單向線性詞史觀的背後是深刻的進化論影響，這是清末民初的重要社會文化思潮，一代文學觀似乎就是生物進化學説在文學史上的再現，而每一種文體的演進公式又與生物個體和種群的進化相吻合，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自序或可視作胡適文學史觀之注脚：
文學便是人類的靈魂，文學發展史便是人類情感與思想發展的歷史。人類心靈的活動，雖近於神秘，然總脱不了外物的反映，在社會生活日在進化的途中，精神文化自然也是取着同一的步調，生在二十世紀科學世界的人群，他腦中决没有卜辭時代的宗教觀念。在這種狀態下，文學的發展，必然也是進化的，而不是退化的了。
可知進化論是民國時代的主流觀點，故而基於進化論的胡適詞史觀一出，便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各種文學史、詞史的論述均不出胡適三分演進法框架。如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就直接照搬道：“近代詩史約一千年，又可分爲四個時代：李煜時代，蘇軾時代，姜夔時代，散曲時代。”
不過，胡適雖然統南北而言之，其他的文學史家皆在詞分南北的框架下展開叙述，往往將南宋詞單列一章：
大體分析起來，可以説南宋有兩種詞人：一種是白話詞人，一種是樂府詞人。南宋的前期，是白話詞發展的時候；南宋的後期，則是樂府詞盛行的時候。
南宋詞與北宋的一樣，亦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詞的奔放時期。這時期恰當於南渡之後，偏安的局面已成……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改進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裏，外患已不大成爲緊迫的問題了。因爲金人有了他們的内亂與强敵，更無暇南下牧馬。南宋的人士，爲了升平已久，也便對於小朝廷安之若素。於是便來了一個宴安享樂的時代。像陸放翁、辛稼軒的豪邁的詞氣，已自然的歸於淘汰。當時的文人，不是如姜白石之着意於寫雋語，便是如吴文英之用全力於造句。這時代的作家自姜吴以至高史都是如此。……第三個時期是詞的雅正的時期。
無論是胡雲翼的兩分，還是鄭振鐸的三分，實際上都是胡適“樂歌——蘇軾——姜夔”這條單向線性脈絡的翻版，都是將南宋前期視作辛棄疾的時代，承繼蘇軾的精神，南宋後期則是姜夔的天下，先稼軒後白石的線索極爲清晰，揚稼軒貶白石的價值判斷亦很明顯。於是民國時期的詞分南北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爲習詞服務的南北之分，而是一條完整的單向的宋詞進化史的前後兩個部分，其間由盛到衰的進化歷程是文體民間性從有到無使然，與詞人妙手天才、思致改造不再緊密相關。於是，在論述這條進化史中，外部環境的改變對文體演進的影響顯得愈發重要，鄭振鐸的闡釋即全在國運隆替的框架下展開，這樣建炎南渡這一歷史事件在詞史進化史上就更爲凸顯，越來越成爲一個無法繞開的分界，這使得“詞分南北”並未隨着話語體系的改變而消退，反而更加牢固，不過自劉克莊開始的令曲、慢詞之對立，則完全退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