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歐門”、“蘇門”文人群主要是以文學爲紐帶構成的，而“王門”文人群的構成則比較複雜，大致可分爲三類群體，即：新黨文人群、新學文人群、文學文人群。

“王門”新黨文人群是由王安石變法期間提拔或任用的後進士人組成的，成員包括：吕惠卿、章惇、蔡確、曾布、王雱、龔原、陸佃、常秩、鄧綰、舒亶、李定、蔣之奇、王子韶、鄧潤甫、唐坰、張璪、張商英、謝景温、吕嘉問、程昉、郟亶、韓宗古、吕升卿、邵奇、張安國、彭汝礪、劉涇、練亨甫等③。

“王門”新學文人群是指師從王安石學術的一批士人，包括：龔原、陸佃、鄭俠、王雱、陳祥道、錢景諶、鮑慎由、王伯起、韓宗厚、楊驥、張僅、顧棠、吴點、楊訓、孫適、沈銖、周種、方惟深、馬仲舒、張文剛、王無咎、沈憑、郟僑、晏防、王沇之、王迥、華峙、郭逢原、汪澥、李定、董必、楊畏、侯叔獻、蔡肇、薛昂、葉濤、許允成、蔡卞、吕希哲、吴悊、吴頤、陳度、劉發、石誄、徐君平、成倬等④。

由於王安石變法和新學在宋代政治、學術史上影響巨大，故上述兩類群體較受矚目，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王門”的文學面貌。其實作爲一位文壇宗主，王安石與歐陽修、蘇軾一樣，在他身邊也吸引着一群文學之士，形成了“王門”的文學文人群。本文認爲，那些以文學受王安石識賞、推轂、拔擢，或與王安石文學關係密切，而其本人也對荆公懷有知遇之恩的，都可歸爲這一群體。胡應麟《詩藪》云“宋世人才之盛，亡出慶曆、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今略記其灼然者……荆國所交，則劉貢父、王申父、俞清老、秀老、楊公濟、袁世弼、王仲至、宋次道、方子通。門士則郭功父、王逢原、蔡天啓、賀方回、龍太初、劉巨濟、葉致遠，二弟一子俱才雋知名”⑤，所列名單中的俞紫芝（字秀老）、俞澹（又名紫琳，字清老）、方惟深（字子通）、郭祥正（字功甫）、王令（字逢原）、蔡肇（字天啓）、賀鑄（字方回）、龍太初、葉濤（字致遠），以及並未列入的陳輔（字輔之）⑥、魏泰（字道輔）⑦、孫沖（字子和）⑧、陸傳（字巖老）⑨、王韶（字子純，一作醇）、盧秉（字仲甫）、劉季孫（字景文）等⑩，皆可視爲“王門”文學文人群的成員。

不難看出，以上三類群體的劃分是相對的而不是絶對的，頗有相互交叉的情况。而與“王門”文學密切相關的還有以下兩點：一方面，“王門”新黨文人群的維繫紐帶是政治上的變法運動，洵如有的學者所論“王安石……所提攜者多爲政治上的投機分子，去來無情。王安石執政時，門庭若市，人人盡道是門人；罷政後，門庭冷落，‘人人諱道是門生’”⑪，這種關係本身就並不穩固，况且王安石在執政期間並不以文學爲務，自然就導致新黨文人群在文學方面的聯繫十分鬆散，無意於在當時的文壇上宣導風氣。另一方面，與新黨文人群相比，“王門”新學文人群及文學文人群的關係則遠爲穩固融洽，他們大多是在治平、元豐年間遊從於王安石之門，其時正值王安石服除閑居與罷相歸隱時期，可見是真正傾心於荆公的學術文學，而非政治上的投機者；而且這兩類群體的交叉現象也更爲突出，新學文人群中很多成員本身也是優秀的文學之士，他們師從王安石學習經術，同時也以文學見知於荆公，如：蔡肇“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⑫，葉濤“往從安石於金陵，學爲文詞”⑬，方惟深“最長於詩……凡有所作，荆公讀之必稱善”⑭，鮑慎由“少從王安石學，又嘗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而詩尤高妙”⑮，吴頤“以學問文章，爲荆公門人高弟”⑯，等等。也就是説，所謂新學文人群只是學術身份的界定，而若從文學研究的角度看，他們與“王門”文學文人群都應被予以重點關注。

有鑒於此，本文認爲：想要從文學方面考察王安石與“王門”文人群體的文學活動及其在北宋文壇的影響，以新黨文人群爲考察對象固然是視角之一，但較少受政治與黨争影響、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了文學群體本來面貌的“王門”新學文人群與文學文人群，同樣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更爲重要的視角——這正是本文想要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