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曲與慢詞：“詞分南北”的提出
宋人論詞，並没有南北宋之分，政權既然只有一個，詞史當然也是一體的，故而相關論述皆是將南北宋詞統一在本朝樂章的叙述話語模式中。亦偶見針對詞風轉變的見解，如汪莘所云：
余於詞，所喜愛者三人焉。蓋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絶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真，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没。三變而爲辛稼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稱淵明。此詞之三變也。（汪莘《方壺詩餘自序》）③
在汪莘的叙述中，並没有一條明顯的南北界限，而是將兩宋視爲整體，點出其間三位改變詞風的重要詞人。儘管朱敦儒親歷南北宋，也是今日文學史公認的南北詞風轉變之關鍵人物，然而汪莘没有把建炎南渡對詞人的衝擊視爲變化的重要原因。汪莘所言代表了大多數宋人的觀點，他們在探討詞之變的時候往往就詞論詞，並不在意家國之變對於詞人風格的影響。然而以朝代分期是古已有之的意識，宋人亦不能免俗，雖未有詞分南北宋之説，却在南宋後期出現了詞分唐宋的論調，實是詞分南北的濫觴，最詳細者莫過於劉克莊《跋劉叔安感秋八詞》：劉克莊的唐宋之分落脚於唐人工短闋而本朝工長腔，於是詞分唐宋本質上是令曲與慢詞的對立。然而細觀劉克莊之言，可以發現他的長腔專指蘇軾長腔，即所謂“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因此，他的詞分唐宋實際上是蘇詞與唐詞之分，蘇詞所工在長腔，唐詞所工在短闋。可見在詞分南北的萌芽階段，蘇軾便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這構成了詞分唐宋説的另一重要關節，即婉約豪放的二元對立，兹不贅説。劉克莊標舉慢詞、令曲兩分之目的乃是試圖以唐人令曲風格融入蘇軾慢詞之中，這是屬於創作論的觀點，更是理解五四之前詞分南北説的關鍵。所謂“叔安之似坡公者矣”即是指出劉叔安詞作有明顯的蘇軾詞風，但劉克莊並不滿足偏於一端的詞體文學創作，認爲應該融入唐人小令的長處纔能創作出絶妙詞篇。劉克莊所言雖將詞體文學一分爲二，但並未有明顯的一端偏向，也不存在歷時的變遷，而是共時的類型區分。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温李諸人，困於撏撦；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爲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爲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④
劉克莊之後，接過詞分唐宋話頭的是明末清初雲間詞派諸人，他們將詞分唐宋改造爲詞分南北，並且不再有劉克莊那樣融合二者的觀念。如陳子龍《幽蘭草題詞》云：
詞者，樂府之衰變而歌曲之將啓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晩唐語多俊巧，而意鮮深至，比之於詩，猶齊梁對偶之開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纎婉麗，極哀豔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繇情生，辭隨意啓，天機偶發，元音自成，䌓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爲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傖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以視周李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歎。⑤
陳子龍“南渡以還”云云即以靖康南渡將詞體文學的發展劃分爲兩大階段，並將晚唐五代和北宋融合在一起，形成與南宋相對立的範疇，其後的“詞分南北”話語體系無一不是使用囊括晚唐五代和北宋的“大北宋”概念。陳子龍對北宋詞極盡贊美之辭，而對於南渡以還的詞作一概否定，並提出“即有彼都人士之歎”的評價，顯然是有着南北宋涇渭分明的價值區分。衆所周知，雲間詞派重神韻，長於小令，因此陳子龍極其鄙薄南宋是針對南宋慢詞盛行而小令不長所發，承續了劉克莊令曲、慢詞之分。王士禛於《花草蒙拾》中曾云：“近日雲間作者論詞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⑥可視作陳子龍所言之注脚，更知雲間諸子之論依舊是基於如何填詞而發，即在重性靈、作小令的創作論基礎上，提出詞分南北之説，並極力鄙薄以慢詞見長的南宋詞，提出學詞專意北宋小令的要求，以至於宋徵璧發出了“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⑦的極端貶低南宋詞之語。
雲間風氣直到清初毗陵詞人那裏依舊未衰，詞分南北的論調也被他們承續。不過毗陵詞人相較雲間諸子，對於南宋詞的態度要緩和一些，通過對南宋詞作出一些肯定評價的方式將以令曲、慢詞之分爲基礎的詞分南北觀念發展完善：
小詞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黄。《花間》綺琢處於詩爲靡，而於詞則如古錦紋理，自有黯然異色。歐晏藴籍，秦黄生動，一唱三歎，總以不盡爲佳。清真樂章，以短調行長調，故滔滔莽莽處，如唐初四傑作七古，嫌其不能盡變。至姜、史、高、吴，而融篇煉句，琢字之法，無一不備。（鄒祗謨《香嚴齋詞題詞》）⑧
鄒祗謨明顯將《花間》與北宋諸人統而言之，看重的即是他們的小令。他的貢獻在於提出了由北入南的轉變，即周邦彦將小令之法融入慢詞，故而大開南宋慢詞的法門。這樣一來，“詞分南北”在對立之外又添入了聯繫的元素，已然有了詞史叙述的雛形。儘管鄒祗謨認可“長調惟南宋諸家才情蹀躞，盡態極妍”⑨，但其亦云“蓋詞至長調而變已極。南宋諸家凡以偏師取勝者無不以此見長”⑩，將南宋長調視作變之極，將南宋諸家認作偏師取勝，還是有所貶意。而觀《香嚴詞題詞》“以短調行長調”云云，則將南宋長調之佳歸因於汲取了北宋小令的營養，厚此薄彼之感更深。從而毗陵詞人也並未突破令曲、慢詞之分，依然有着重北輕南的創作論精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鄒祗謨的詞史架構中，南北宋詞壇轉變的關鍵人物是周邦彦，與靖康之變無涉，他也没有論及外在政治事件對詞風變化的重要影響，只是就詞論詞，這正是以指導創作爲目的詞史叙述的基本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