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詞家法：清代南北宋之争
利用“詞分南北”話語體系詳密論述南宋詞者，當推浙西詞派諸家，而扭轉重北輕南風氣者，自屬開山宗師朱彝尊。朱氏於《詞綜·發凡》提出了那句經典的論斷：“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傑出。”⑪朱彝尊首先推尊南宋詞，並高舉姜夔這面旗幟，成爲清人論詞崇雅之伊始，自有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然而“極其工”、“極其變”數語很明顯透露出其心中還有雲間、毗陵在，是針對鄒祗謨“蓋詞至長調而變已極”之語唱出的反調。儘管朱彝尊將重北抑南反轉爲重南抑北，但其本身並没有對南宋詞特徵作出太多的論述，更多的還是秉承令曲、慢詞對立的傳統：
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魚計莊詞序》）⑫
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水村琴趣序》）⑬
竊謂南唐北宋人惟小令爲工，若慢詞至南宋而極其變。（《書冬田詞卷後》）⑭
可見朱氏意圖，欲用慢詞拯小令之弊，其基於創作的論述前提十分明顯。蓋明代詞家專重《花間集》《草堂詩餘》，偏於小令的創作，其負面後果是造成了明詞浮滑俚俗的弊病，從而後世有明詞中衰的説法。雲間、毗陵諸人取得了一定的小令創作成就，然而究其總體，未脱明人創作態度，故流弊猶深。朱氏將南宋慢詞推至評價高位，又不否認北宋小令之長，實非欲完全打倒雲間、毗陵之説，只是針對其弊而發，以從南宋慢詞中汲取相應營養作爲拯救之道。正如吴衡照所指出者：“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創此論，爲明季孟浪言詞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⑮
朱彝尊的未竟之事由浙派追隨者相繼完成，他們首先明確界定了朱彝尊所謂推舉姜夔爲代表的南宋詞之内涵意藴：
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長互見，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於醇雅。⑯
汪森直接點出了北宋詞的弊端，即失之俚或失之伉，更明確表示浙派推崇姜夔是因其醇雅。汪氏此論就南北詞壇整體而言，打破了令曲、慢詞對立的立論基礎，其又在《詞綜序》中提出了一個詞統序列：“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吴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⑰儘管這是在拾朱彝尊《黑蝶齋詩餘序》之牙慧⑱，但却是浙西詞統完全確立的標誌。然而詞統一建，令曲慢詞之别更隱而不顯，浙西詞人在填詞之時，自奉此詞統爲圭臬，對以上諸家之詞心手追摹，從而由詞統成爲浙西詞法，唯重南宋，不意北宋，但這却並非是朱彝尊的本意，亦是其所料未及的。誠如江順怡所言：“詞尚清空，本無流弊，而後之作者多隱約語，此又不善學之病也。”⑲本是針對明末詞弊而發的浙西詞派，在專尚南宋的道路上又流入了新的誤區。
在創作論層面出現的弊病自然也要通過基於同樣基礎立論的學説方能挽救，繼浙派而起的常州詞派也在“詞分南北”的框架下展開論述。既然浙派偏重南宋，那麽反對者勢必首先要有回歸北宋之舉：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彦、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堅、劉過、吴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
常派開山宗師張惠言創立了詞之比興寄托之説，並付諸填詞實踐。而其僅見之論詞文字《詞選序》已然打破南北宋之藩籬。儘管從《詞選》的入選篇目來看，張惠言醉心於唐末五代北宋這“大北宋”範疇之詞，然而其論述並不偏廢浙派標舉之姜夔、張炎。蓋其所言比興寄托，本就凌駕於南北宋之上，是另一層面的填詞指南，只要前人詞中有比興寄托之深意，則可爲我所效，偏重北宋之詞只是因爲張氏認爲北宋詞家更善於在詞中熔鑄寄托，此舉誠可拯救浙派末流之詞空疏無事的弊病。然而張氏之論更加不再有令曲、慢詞之對立，再次强化了“詞分南北”是時代之别的認識。然而僅憑張氏比興寄托之説以及一本薄薄之《詞選》，似難以令追隨者一獲金針，學習填詞終究需要列舉一二大家作爲標准，以供學習仿效，先入其中，方得出乎其外。在這一點上，浙派高舉姜張大旗，顯然能更加吸引初學填詞者的追隨。
繼張惠言而起的常州詞派宗師周濟補正了張氏的缺憾，他緊緊扣住“詞分南北”的框架，指出南北宋詞各有優劣：
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同時，亦有諸如“蒲江小令，時有佳趣。長篇則枯寂無味，此才小也”
之類的打破北宋長小令，南宋擅慢詞的觀念束縛。在這種觀念下，周濟標舉周邦彦、辛棄疾、吴文英、王沂孫四家作爲習詞典範，提出“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
的習詞途徑，並呼籲天下習詞者共效之。
關於周濟此論的闡釋，前賢已有許多妙論，而從“詞分南北”的框架考慮，則周濟爲南宋詞建立了更爲詳密的詞統。浙派詞統單線下行，其間忽略了衆多詞家，尤以辛稼軒爲著。而周濟將吴文英和王沂孫從浙派詞統中撚出，與辛棄疾同歸一線，即在姜張詞統外新開一條習詞道路，既未否認浙派姜張詞統的存在，更大大增加了可供習詞者效仿的南宋詞家數量，無意中再次提高了南宋詞在清人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周濟將學詞的終點上推到周邦彦，如果以建炎南渡爲南北宋分界標志，則周邦彦的出現顯然意味着周濟調和南北兩宋的意識。然而在時人心中，北宋覆滅這一歷史事件尚未被廣泛認可爲南北詞風轉變之關鍵，詞中南北宋之分界或許另有他處。上文已引毗陵詞人鄒祗謨“清真樂章，以短調行長調”之語，可知鄒氏將周邦彦視爲結北開南的關鍵人物，换言之，在鄒氏的心中，詞之南北宋的分界正是周邦彦所處之時代。兩下相較，周濟標舉周邦彦或許有了新的解釋，其應該有着和鄒祗謨一樣的南北宋分界觀。周濟在《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中稱贊夢窗詞爲“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秾摯”
，可見他的習詞家法最終是要入北宋法門的。然而其又有云“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
。既然北宋無門徑，那自然北宋名家皆不適合提供給學詞者模擬仿效，而要入北宋之秾摯，則又必須一窺北宋詞之風景。那麽處於南北宋分界上的周邦彦就是最佳的終極典範了。於是，周濟調和南北的論述，其實是參考浙派抨擊的明末清初詞人的論點，將南北宋的分界劃於周邦彦即徽宗朝，再來補正浙派之弊病。儘管周濟高舉北宋，反對浙派偏重南宋，然而他所標舉的典範詞家皆屬南宋，實際上還是爲南宋鼓吹，使得常州家法依舊有着很强的南宋依賴。浙常二派雖看似有南北之争，實則殊途同歸。這也可以解釋爲何經常派以比興寄托拯浙派空疏之弊後，清代後期詞壇還是被南宋諸老所籠罩。
由於浙西詞派與常州詞派在清代詞壇的雙峰矗立，清人填詞大多遵循二者家法，自不多論，而其間亦有欲突破二者之説，但皆没有超出“詞分南北”的框架，無非是重新回到令曲、慢詞的對立上，强調兩宋各有所長，不當厚此薄彼：
北宋多工短調，南宋多工長調。北宋多工軟語，南宋多工硬語。然二者偏至，終非全才。
亦有針對令曲、慢詞的對立批駁詞分南北，欲打消兩宋之别者。然其時已至晚清，此種言論也萌發孕育了新興觀念：
詞家好分南宋、北宋，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户。竊謂論詞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爲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豔，豔而不幽者，目爲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
綜觀清代南北宋之争，實質依舊是本諸習詞路徑，標舉南北宋大家以示模擬對象，每次之觀念轉變，新家法之生成，皆是爲拯救前人習詞之弊而發。前人標舉北宋而流入弊端，則我以南宋矯之；前人宗尚南宋而落入泥淖，則我以北宋救之。如此反復，實則南北二宋之詞各自優劣已漸端明。蓋北宋格高韻遠，自然洗練，但易流入俚俗；南宋思致周密，雅正工麗，但易空疏生硬，不知所謂。而所言所論，還是重詞之内在因素，强調文體自身的變遷：
詞始於唐，盛於宋，南北歷二百餘年，畸人代出，分路揚鑣，各有其妙。至南宋諸名家，倍極變化，蓋文章氣運，不能不變者，時爲之也。於是竹垞遂有詞至南宋始工之説。
而從政治格局、國運變遷等外部因素論述詞分南北，則要等到下一時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