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序

筆者曾在《爲何石介成爲了“怪奇”的罪人（なぜ石介は「怪奇」の罪人となったのか）》一文中就作爲北宋古文運動研究課題之一的太學體進行過論述。太學體按時期可區分爲二。①一是在慶曆年間（1041—1048）流行的“太學新體”，一是十幾年後出現的“嘉祐（1056—1063）太學體”。

任慶曆六年（1046）科舉權同知禮部貢舉的張方平（1007—1091）在其奉上的《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四庫全書》本《樂全集》卷二〇）中對“太學新體”的特徵作出了如下評價：“以怪誕詆訕爲高，以流蕩猥煩爲贍。……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②表面上，“怪誕詆訕”與忽視出題寫策的内容有關，而“流蕩猥煩”與賦、論字數過多的形式有關。對此，筆者在舊稿中亦將其看作不同的特徵，但從張方平將此二者以“太學新體”一名概而論之來看，其間當有密切關係。慶曆年間，陳述自己對時政看法的言事之風漸漸滲透到士大夫之中。有學者曾指出，“太學新體”是上述風潮影響到太學、科場而産生的。③而“怪誕詆訕”正與此相符，“流蕩猥煩”則可以被認爲是太學生和科舉考生以儘量多説意見來彰顯自己學識豐富、對政治大有興趣的結果。如此看來，“太學新體”與當時政治、社會風潮有着密切關係，是一個需要從文學以外的角度進行多方面考察的跨學科性課題。

在張方平的奏章中，亦可見關於“太學新體”形成過程的記述：

自景祐元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至太學之建④，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

祝尚書先生根據韓琦（1008—1075）《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安陽集》卷四七）推斷，景祐元年（1034）未書姓名的“變體”作者爲當年的殿試狀元張唐卿（1010—1037）。⑤祝先生所列舉的理由有二：一是張唐卿被“東州士人”稱贊其文行，一是其與石介（1005—1045）關係密切。祝先生認爲“東州士人”指范諷與敬慕他的山東一帶士人，即所謂“東州逸黨”。他們仿效嵇康、阮籍等古人言行，態度豪放而不拘禮法。此外，石介是當時的士大夫中最爲積極批判時政的人物，他的態度也帶給了太學生很大影響。比如張唐卿敢於在殿試答卷《積善成德論》中對天子進諫的態度，就與石介非常相像。筆者認爲韓琦所寫的“東州士人”不必單指“東州逸黨”（詳見本文第三部分），但從“太學新體”的特徵來看，“變體”的作者很有可能就是張唐卿。

如果祝尚書先生的推斷屬實，便有一點值得關注。即石介與張唐卿都是山東人［石介爲兖州奉符（今山東省泰安市）人，張唐卿爲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一帶）人］，而“東州”也指京師開封以東的同一地域。因此，“太學新體”的形成背後可以看到山東人的身影。本文將以山東士人的風氣爲視角，對“太學新體”與備受研究者關注的言事之風的關係及其文體特徵和形成過程進行重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