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倫者”：唐人别集整理的貢獻
經歷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兵火，唐人的文集所存寥寥。元代史臣修《宋史》時就曾感歎：“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陵遲至於五季，干戈相尋，海㝢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
很多作家的文集，“印本絶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説、（張）九齡、李翱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
。而今之所以仍能得見其作品者，在很大程度上，實有賴於宋人輯校、編纂與刊刻的工作，就中又尤以宋敏求爲代表。
宋敏求所藏唐人别集甚多，他整理過的唐人别集，據前引蘇頌《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叙》，就有《李北海集》十五卷、《李翰林集》三十卷、《顔魯公集》十五卷、《劉賓客外集》十卷、《孟東野集》十卷和《李衛公别集》五卷等多種，爲唐人文集的保存、傳播和接受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白的集子，生前有魏顥所編，其序中説：“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乐府諸篇，積薪而録；文有差互者，兩舉之。”
不過，此書僅兩卷，所收作品很少。李白去世後，李陽冰爲編《草堂集》十卷，言：“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元和年間，又有人編集李白的作品爲二十卷本，“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殘編斷簡，以行於代”。
可見所收數量也不多。難怪韓愈要慨歎其作“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了。
就是這個二十卷本，到了宋初，已不知所蹤。宋真宗咸平元年（998），樂史得到了《李翰林集》十卷，“又别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贊書頌等，亦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别集》”。
樂史重新編纂的這部三十卷本的《李翰林集》，開啓了宋人整理李白集的序幕。然此本出現較早，究屬草創，遺漏李白作品尚多，需要續補，這個工作正是由宋敏求完成的。英宗治平元年（1064），宋敏求“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二百四篇
。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别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别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贊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
定名《李太白文集》。此集所增補的李白詩歌，皆據唐人所編的李白詩集、詩選和李詩刻石等，因此也就最接近李白作品的原貌。同時，集中還保存了自唐代李陽冰以來各家傳本不同的異文，爲後人研究李白詩歌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樂史原編收李白詩776首，宋敏求在此基礎上又增補225首，使李詩總數達到1 001首，基本奠定了後世李白詩文集的規模和格局。
稍後曾鞏得其書，又“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在李詩的編年上用力頗多，使全書編排更爲合理。到了元豐年間，知蘇州晏知止委托毛漸校正，遂刊刻行世，成爲後之李白集的祖本。南宋楊齊賢、元蕭士斌《分類補注李太白詩》、清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以至今人詹鍈先生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郁賢皓先生所撰《李太白全集校注》等重要的李集注本，皆以此爲底本，
便足見其價值之大。總之，宋敏求編集的《李太白文集》，承上啓下，影響深遠，在李白作品的保存和傳播上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李白接受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孟郊以詩名世，與韓愈稱“韓孟”詩派，然在他去世後，惜韓愈、張籍没有爲他編集，後來其詩流傳也很混亂。他的詩集的編定，也是由宋敏求完成的。敏求曾詳叙其編纂情形曰：
東野詩世傳汴吴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别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爲編秩，雜録之家家自異。今總括遺逸，擿去重複，若體制不類者，得五百一十一篇。釐别樂府、感興、詠懷、遊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答、送别、詠物、雜題、哀傷、聯句十四種，又以贊書二繫於後，合十卷。嗣有所得，當次第益諸。十聯句見《昌黎集》，章章於時，此不著云。
宋敏求所編纂整理的這部《孟東野詩集》，不但作品數量遠遠超過了宋初尚可見到的各種孟集版本，而且掦除重複，辨别真僞，分類編次，使孟集成爲一部更加合理和完善本子，成爲後世各種孟集的祖本。
其他如宋敏求所編《顔魯公集》十五卷，雖南宋時已有殘缺，然大體仍在，寧宗嘉定年間留元剛得其十二卷，别爲補遺，刊刻行世，明清以來各本無不出於此本。
其所輯《劉賓客外集》十卷，就中詩歌八卷407首
，數量超過正集，更是彌足珍貴，爲後人所重。此處不再贅述。
文獻整理，既要對所整理文獻的作者、文獻來源、性質、内容等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又要有豐富的知識，對與之相近、相關領域的文獻十分熟悉，融會貫通，方能事半功倍，保證文獻整理的質量，取得應有的成績。
宋敏求於唐代文史文獻甚爲精熟，深諳這些文獻的淵源和性質特點，因此，他整理唐人别集，往往能選擇恰當，編其所應編，補其所當補。顔真卿忠精節義，炳著史册，生前著述亦多，約略一官一集，然其晚經安史之亂，待到唐末五代，戰火紛仍，存者無幾，亟須搶救。宋敏求惜其作品不傳，遂利用金石碑刻輯爲《顔魯公集》。
李白的集子，雖有宋初樂史的輯本，但遺漏仍多，唐人魏顥所纂和王溥的藏本以及唐人所選唐詩、石刻文獻等，樂史都未及利用，所以也就有重編的需要和可能。
在具體的文獻整理過程中，宋敏求常能依據作家的特點，因人而宜，確定材料的來源和搜尋方向，體現出深厚的文史修養和鮮明的文獻與方法意識。劉禹錫的文集，原有四十卷，宋初佚去十卷，然劉禹錫與白居易、令狐楚、李德裕等唱和甚多，而這些唱和詩多由劉禹錫或他人編纂成集，這些唱和詩集，在宋初並未完全佚失，宋敏求借此補編《劉賓客集》，得詩407首，超過原集，收獲頗豐，正顯示出他强烈的文學和文獻意識。顔真卿是唐代著名書家，宋敏求編纂《顔魯公集》，便多從金石碑刻和書帖中輯録材料，
這也是有識見的。
文集的編纂，唐代和唐代以前多分體，先文後筆。像南朝梁蕭統爲陶淵明編集，就是首列詩、賦（詩先四言，五言次之），然後是記傳贊述疏祭等文。唐人所編文集也是如此。今存唐人吕才爲其友王績編《王無功文集》五卷，卷一爲賦，卷二、三爲詩，卷四爲書，卷五爲雜著。裴延翰爲杜牧編文集，“得詩賦傳録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爲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
顯然也是分體編纂的。一集之中，同一體裁下的作品編排，又往往是分類的。比如白居易自編詩集，“各以類分，分爲卷目”，有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等。
元稹自編詩集，亦“色類相從”，分古諷、樂諷、古體、新題樂府和律詩，而律詩中又分律諷、悼亡、豔詩（内分古今二體）等。
宋敏求在爲唐人編集時也承繼了自唐以來的編纂方法和體例。例如，他編《李翰林集》，就是“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觀今存宋本《李太白文集》，首卷（收集序碑碣等）之外，卷二至卷二四，分樂府、歌吟、贈、寄、别、送、酬答、遊宴、登覽、行役、懷古、閑適、懷思、感遇、寫懷、詠物、題詠、雜詠、閨情、哀傷等二十類，卷二五至卷三〇，則爲古賦、表、書、序、贊、頌、銘、記、碑、文等。大致在體之下再依題分類，猶是唐人風習。再如他編《孟東野詩集》，徑分樂府、感興、詠懷、遊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答、送别、詠物、雜題、哀傷等十三類，聯句别爲一類，把唐人的分類方法用得更嫻熟了。
别集的編纂，一般不會詳細注出作品的文獻來源，然宋敏求在編纂唐人文集時，却顯示出强烈的文獻意識。比如他編《劉賓客外集》，就能將所輯録作品的出處一一注出，給後人留下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他説：
世有《夢得集》四十卷，中逸其十，凡詩三百九十二篇。所遺蓋稱是，然未嘗纂著。今裒之，得《劉白唱和集》一百七、聯句八，《杭越寄和集》二，《彭陽唱和集》五十二，《汝洛集》二十七、聯句三，《洛中集》三十、聯句五，《名公唱和集》八十六，《吴蜀集》十七，《柳柳州集》六，《道塗雜詠》一，《南楚新聞》四，《九江新舊録》一，《（唐）登科文選》一，《送毛仙翁集》一。自《寄楊毗陵》而下五十五，皆沿舊會粹，莫詳所出。或有見自石本者。無慮四百七篇。又得雜文二十二。合爲十卷，曰《劉賓客外集》，庶永其傳云。
不僅説明所輯作品的來源，而且連作品的具體篇數也交代得很明白，其强烈的文獻意識遠遠超越了他同時代的很多人。宋敏求所利用過的這些唱和詩集，其後都逐漸佚失，然我們却借此得以了解中唐詩人唱和的很多實際情况，並由此大致恢復唱和集的原貌，
這對於後人研究劉禹錫等人的群體創作活動，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