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之因革”：《唐大詔令集》的編纂與唐宋典章制度的傳承
《唐大詔令集》的編纂始於宋敏求的父親宋綬。其編纂始末宋敏求在是書序中早有説明。他説：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宣獻公景祐中（缺）所纂也。先公以文章名世，更内外制之選，而朝廷典册多以屬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數面命撰述。於是有中宫册文、三后不遷及條列兵農、置睦親宅、朝集院等詔。機務之隙，因裒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彙之。未次甲乙，未爲標識。而昊天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肖，大懼失墜，秘其書於家楹者蓋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累以爲問，謂當垂世不朽。乃緒正舊藁十三類，總一百三十卷。文安見許序而名之，未果而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寘在西掖。固欲澡雪蒙滯，而鑚仰衆製，方繕寫成編，會忤權解職，顧翰墨無所事，第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弆藏之云。熙寧三年九月晦，右諫議大夫宋敏求謹序。
據此可知，此書是在宋仁宗的勉勵下，由宋綬於景祐年間開始彙集資料並進行了初步的編纂的，然在宋綬生前尚未成書。宋綬去世後多年，在王堯臣的督促下，敏求重又續編此書，將所選唐人詔令分爲十三類，一百三十卷，至英宗治平二年大致成書，而於神宗熙寧初編定並以《唐大詔令集》名之。
帝王詔册是中國古代社會國家最高和最重要的政令，所謂“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⑰對這些政令的記録，其源甚遠。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西周時由内史記王命。漢代以來，有起居注記帝王言行動止，其中亦載帝王詔命。晉以後，帝王詔命的專集出現。南朝時編纂實録，就中也載有帝王詔命。《隋書·經籍志》史部“起居注類”著録漢獻帝以下數十部起居注，也著録了《後周太祖號令》三卷。《舊唐書·經籍志》丁部“總集類”著録有唐人宋幹《詔集區别》二十七卷、温彦博《古今詔集》三十卷、李義府《古今詔集》一百卷、薛堯《聖朝詔集》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起居注類”則補出了《晉雜詔》《晉義熙詔》《宋永初詔》《宋元嘉詔》等詔令集多種。這些詔令集是如何編集的，現在已不可詳知，然宋敏求所撰《春明退朝録》中曾載，“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子美嘗攜其遠祖珦唐時敕數本来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敕字，而近世所用也。”⑱可見其對前朝詔令不但收藏甚富，而且對詔令的發展演變與編纂也是十分熟悉的。其《唐大詔令集》即承前代詔令集而編，然其宗旨已有很大不同。
《唐大詔令集》的編纂宗旨，是以收録“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爲主的，這與宋氏“喜藏異書”、“最號精密”的藏書特點完全相符。所謂“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當指那些諸如妃嬪册文、皇太子加冠、廢退、王妃入道的詔書和尊禮大臣的詔册文字。然宋綬所收輯的材料，當遠不止此，所以，宋敏求在其父身後續編此書，不但成書很快，而且其編纂宗旨也擴大到了“常所出”的詔令。如大臣的任命罷免、政事的處理等詔令制誥，便已超出了“非常所出”的范圍。而卷帙的編排，類目的劃分，所體現的，更是宋敏求本人的思想學術傾向了。
宋敏求的思想學術傾向，在范鎮爲其所撰的墓志銘中已有概括。范鎮説他“約清惇純，而敏於記學。其爲文章、訓辭、誥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取正而後决。宋元憲公在河南，每咨以故實。歐陽文忠公致手簡通問，則自處淺陋，而以鴻博名公”⑲。前引蘇頌之文，亦言其“自經傳所載，師儒所傳，靡不旁通而浹洽，而於唐世及本朝尤爲練逹。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百家之略録，悉能推本其源流，而言其歸趣”。他們所特别推重的，都是宋敏求對唐代以來的史實和典章制度的精熟與練達。《唐大詔令集》等書的編撰，正體現了上述特點。
《唐大詔令集》收録唐代詔令近1 700篇，爲後人了解唐代歷史提供了重要史料，自不必説。然宋承唐制，宋敏求的編纂工作，在保存史料的同時，又表現出一種有意識地對唐以來典章制度的承繼。這大略可從此書與《宋大詔令集》分類的比較中見出。《唐大詔令集》共一百三十卷（今已佚去卷一四—二四、八七—九八計二十三卷），分爲十三類。今所見分類有“帝王、妃嬪、皇太子、諸王、公主、郡縣主、大臣、典禮、政事、蕃夷”十類（或佚失“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三類）。已將帝王之更替，嬪妃、太子、諸王等廢立，大臣、武將之任免，典禮之制度，治政之施行等軍國大事，皆涵括在内。這些都是可以供宋廷借鑒的。由宋氏後人南宋紹興年間編的《宋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今本佚失卷七一—九三、一〇六—一一五、一六七—一七七計四十四卷），其書分“帝統、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嬪、皇太子、皇子、親王、皇女、宗室、宰相、將帥、軍職、武臣、典禮、政事”十六類，與《唐大詔令集》類目大致相同，其政治施爲、典章制度也相似。《唐大詔令集》於每類之下又分若干小類，“帝王”類之下有“即位册文、即位赦文、改元詔、改名詔、尊號批答、尊號册、册尊號赦、痊復、遺詔誥、謚議、册謚、哀册文”等十二小類。“典禮”之下又分：“南郊、東郊、北郊、明堂、社稷、籍田、九宫貴神、嶽瀆山川、雜祀、太清宫、宗廟、常薦、祧遷、親享、省侍、服紀、陵寢、追尊祖先、加謚祖宗、國忌、巡幸、朝賀、貢獻、宴集、養老、紀節、弋獵和喪制”二十八類。《宋大詔令集》“帝統”一類下也分：“即位、誕節、改元、名諱、尊號批答、尊號册、違豫康復、内禪、遺制、謚議、謚册和哀册”十二類，除“誕節”外，與唐代全同。“典禮”類下分封禪、祀汾陰、南郊、北郊、明堂、籍田、天神、地山川雜祀、廟制、親謁太廟、附廟、祖宗加謚、配饗、原廟、陵寢、陵名、紀節、朝賀、巡幸、遊觀、宴集、貢獻、弋獵、喪服等二十四類，除增“封禪、祀汾陰”之外，其餘的典禮制度與唐代也是大同小異。因此，從兩書的分類所反映的政治現實看，《唐大詔令集》的編纂，實際上是在政治運作和典章制度的建設與措置上，爲宋朝提供了一個可資參照的藍本。
宋敏求又撰有《春明退朝録》三卷，其序中説：“觀唐人洎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
然從内容上看，亦側重於對宋初以來典章制度的記載。像朝廷機構的設置和變遷、官員的職掌和充任、皇帝尊號和皇后、太子、諸王及文武大臣的謚制與謚名乃至謚贈風習、朝廷對大臣的禮遇和官誥禮儀等，無不涉及。而凡所述記，又往往能追溯其由唐至宋的沿革。如卷中記皇帝尊號，曰：“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衮著《尊號録》一篇，繫以贊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托諷焉。上（按指神宗）即位，群臣凡稱上尊號，率不許。”
記官員贈謚，云：“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曽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来，惟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將唐以來上皇帝尊號的興廢、三品官員贈謚制度的變化，講得很清楚，皆可補史書之闕。其他如記其親觀祕府書畫、《新唐書》修纂的過程和人員分工、沈既濟撰《劉展亂紀》等，也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