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單收詞的文集，也就是所謂“詞集”，肇始於宋代。於此村上哲見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詞被從詩中區别出來是有一段歷史的。其萌芽期，也就是中唐詩人開始創作長短句時，其並還没有被試圖從詩體中區别出來。這是因爲，明顯屬於歌辭的長短句之詞，多被同時收録於詩集。……不過到了宋代，情况開始有所變化。”“宋代將詩詞開始有了明顯的區别，因此詩集也就不再收録詞了。”①在論述過程中，村上先生先是以中唐白居易《白氏文集》、劉禹錫《劉夢得文集》等唐集爲例，指出在這些文集中，古體詩與詞往往是被混編在了一起；接着又以北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蘇軾《東坡集》、蘇轍《欒城集》、秦觀《淮海集》等宋集爲例，指出這些宋集所編入的均爲詩文。而歐陽修、蘇軾、秦觀等人的詞，而後又各有專門的詞集予以出版。同時，村上先生還指出南宋文人與北宋一樣，認爲詩詞有别，唯有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〇《樂府》後附録了十六首詞。這應該考慮爲朱熹所作詞數量少，不足另編成集而所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至於造成宋代的這種詩與詞的區别對待的原因，村上先生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對於詩，往往認爲其是一種具備了抒情性的散文之同時，也是一種具體表現士大夫精神的樣式之一面。”村上先生認爲，這種“具體表現士大夫精神”的“正統意識”，就是詩與從唐代遊藝發展而成的詞之本質上的不同。要之，時至宋代，由於科舉制度的確定，科舉官僚的士大夫成爲了社會的主導力量，隨着士大夫國家意識的高漲、國家責任感的發展，詞與詩在文體上被予以明確的釐别。而這種文學觀念之後便被確定下來。這種産生於從中唐到宋代的各種各樣的社會變動中的“對於詞的認識”與“詞集的編纂樣式”的變化，亦爲宋代之後的歷朝文人所繼承。

正如村上先生所論，蘇軾乃北宋詞人之代表。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1037—1101）不但詩文書畫傑出，而且開始創作風格豪放的詞，是一位開啓了詞之新表達方式的領頭人。然而，蘇軾的詞集是如何編輯成書的，又是如何流傳於世的呢？對於這一問題，首先需要舉出劉尚榮先生的《蘇軾詞集版本綜述》，此書中有專章以各種蘇詞集的編纂樣式爲標準（按調編次者、按年編次者、箋注本、選集）予以論考，基本網羅了從宋代到現代的主要蘇詞集，按時代順序從文獻學的觀點進行詳細解釋，是一部富有啓發性的大著。之後的研究大致承襲劉氏觀點，只是在細節研究上更爲詳盡。

對於蘇軾的詩文集，筆者已經對其在北宋的源流情况、南宋時代的編纂過程等問題做了考證。與獨自編纂别集的蘇轍（字子由，1039—1112）不一樣②，蘇軾的别集經過門人陳師仲、劉沔等的各自整理，最後借助蘇轍、末子蘇過之力增補修訂完成，編成爲《東坡集》《東坡後集》《和陶詩集》。然而蘇詞集的成立却不一樣，由於當時相關文獻掌握不够理想，筆者没能來得及對此予以分析③。今撰此文，主要聚焦於梳理從蘇軾病逝的北宋末到元代定本《東坡樂府》刊出的經緯，以求考證蘇詞集及其詞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