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至南宋中期：譜録寫作的地緣變遷
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宋廷的南渡，給宋代譜録寫作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江山格局的變化，地緣的變遷，所譜之物因爲地方風土而發生轉變。南渡之初，時人似乎無暇顧及譜録的寫作，較之仁宗朝至徽宗朝競相爲各類事物作譜的風氣而言，創作數量直綫下降。不過，在南渡初期的筆記體寫作中，仍然有不少内容，涉及兩宋之際的名物、考訂，如朱弁《曲洧舊聞》中，引用張能臣“嘗記天下酒名”的《酒名記》，又載張峋《（洛陽）花譜》一事；吴曾《能改齋漫録》中，記録下了北宋李述《慶曆花品》、鄭熊《芍藥譜》、孔武仲《芍藥譜》、丘濬《牡丹榮辱志》等，何薳的《春渚紀聞》中，有集中的“記墨”一篇談墨。至中興時期，陸游、范成大等作牡丹、菊、梅的譜録，在一定程度上，纔重新開啓了譜録寫作的風氣。
南宋初的文房譜録，相對寂寥。南渡初年，有《端溪硯譜》之作，然而到了淳熙年間，時人已不能知曉高宗朝時撰成的《端溪硯譜》的作者爲誰。紹興三十年，洪适任職新安，而當地正是歙硯的出産地。出於對地方物産的重視和文化的推廣，洪适重新刊刻了幾部文房、硯譜，包括蘇易簡的《文房四譜》，以及唐積的《歙硯圖譜》《歙硯説》《辨歙石説》等。舊書的再付梓，對於譜録的流傳，起到了推廣作用。隨後，乾道年間，李洪作《續文房四譜》，不過，此書不傳，無法瞭解李洪從什麽角度切入紙墨筆硯諸譜的續補工作。
靖康二年，僧祖秀經過汴京的艮岳舊地，作《華陽宫記》，追記北宋丘壑池館之勝，推源故土淪陷之因，其中記録了宣和年間艮岳各石的榜題，後來被拆出爲《宣和石譜》。杜綰的《雲林石譜》，書中所用的地名有“江寧府”、“荆南府”，而江寧府之名，僅高宗建炎元年至三年（1127—1129）使用，之後改用“建康府”，荆南府之名，建炎四年（1130）置而紹興五年（1135）罷
，兩者似有齟齬，可能書不成於一時，在建炎元年（1127）至孔傳紹興三年（1133）作序之間成書，其中彙載了八十二個府州郡縣的産石，涉及了浙江、湖南、河南、山東、湖北、江蘇、四川等地區，而山東、河南等地的石品記録，在南渡之後已然無法觸及，所以，這部書從廣義上，也當歸爲北宋時期以來知識積累的産物。
葉庭珪在紹興二十一年（1151）任泉州軍州事，兼管舶司之事，故得以接觸外域入貢之蕃香，作《南蕃香譜》，又名《葉氏香譜》，所譜當爲南蕃進貢之香。《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録解題》都著録了一部侯氏所撰《萱堂香譜》，不過這部譜録的情况不詳，在南宋末年陳敬《新纂香譜》中亦未見徵引，可能到南宋末期便已亡佚。
茶譜方面，南宋時期的數量上明顯不及北宋。紹興年間，桑莊撰《茹芝續茶譜》，記天台茶，是宋代僅見的茶譜中記載建安以外産茶地的譜録。紹興年間，又有王端禮《茶譜》
，不過這部書的記載出處較晚，是否真有其書仍有存疑。熊蕃的《宣和北苑貢茶録》，由其子熊克在淳熙九年（1182）增補了團茶的圖繪形制、尺寸及熊蕃的《茶貢歌》十首之後刊刻。其後坊間又有記載南宋北苑修貢的數量、綱次的《北苑修貢録》流傳。在淳熙十三年（1186），趙汝礪取坊刻本《北苑修貢録》中的對於貢茶數量、綱次的記載，並增補内容，撰爲《北苑别録》，其中詳細記叙了南宋御園、開焙、采茶、揀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過黄的流程，録綱次，記開佘、外焙等的内容，是南宋淳熙年間北苑茶最爲詳盡的記載。這部《北苑别録》，附刊在熊克撰、熊蕃增补的《宣和北苑貢茶録》之後。紹興二十四年成書的王灼《糖霜譜》，爲記叙遂寧冰糖製作工藝的譜録。書分七篇，原委第一，叙唐代創糖霜之事。隨後討論種蔗、造糖之器、結霜之法，糖霜或結或不結之故，及宣和中供御諸事，最後則言糖霜之性味及製食諸法也。這部關於糖霜（冰糖）工藝的譜録的著作，其述作緣由，也源自家鄉出産的自豪感，成書之後，《糖霜譜》還被摘引入洪邁的《容齋隨筆》之中
。
從北宋到南宋，花木譜録的寫作重心的轉變尤其明顯。與北宋末年劉蒙《菊譜》“中州物産”萃於洛陽園圃中不同，宋廷南渡，花卉譜録所譜寫的對象，變得日益局促，往往是小園品種的記録，而難復北宋的賞花盛事。在譜録寫作對象上，北宋時期牡丹譜較多，而南宋時期，其他花卉的譜録不斷出現，牡丹譜已不復輝煌，僅有陸游《天彭牡丹譜》、胡元質的《成都牡丹記》以及任璹的《彭門花譜》，所譜寫的，均爲蜀地成都、彭州的牡丹。其中，任璹其人不詳，此譜的寫作時間也難以考訂。陸游的《天彭牡丹譜》作於淳熙五年（1178），時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陸游於幕中任參議官，記蜀中牡丹風俗，以爲“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而“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將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
來緬懷北宋承平年代的盛景，而整部譜録的寫法，效法歐陽脩的《洛陽牡丹記》，以“花品序”、“花釋名”、“風俗記”三篇命名。胡元質的《成都牡丹記》（又名《牡丹譜》）約作於淳熙年間任四川制置使時，應當是爲編纂蜀地地志的《成都古今集記》的續編《成都古今丁記》而作，故而專述蜀地牡丹的興盛歷史，兼顧了成都、彭門的牡丹起源。江南的梅花在南宋時期得到了較高的評價，范成大在淳熙年間作《梅譜》，所譜梅花爲移栽至范村的吴中地區的各種梅花的品種：
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范成大《梅譜》叙述以外，紹熙五年（1194）張鎡作《玉照堂梅品》
，爲遊戲之作，對於品評“賞梅”這一雅事作譜。菊譜在南宋的寫作，也較爲興盛，淳熙二年（1175）史正志作《史老圃菊譜》，以爲“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與？”
其實在南渡以前，文保雍、劉蒙便已作《菊譜》，或許是因爲當時流傳不廣，史正志並未閲讀到，故而以爲自己的著述是開譜菊風氣之先，其後淳熙十三年（1186），范成大作《菊譜》，譜寫自己所居范村之菊。在南宋當時，范成大的《梅譜》與《菊譜》有以合刊本《范村梅菊譜》形式流傳的版本。《梅譜》《菊譜》所涉均爲吴地范村的梅菊，范成大還將這兩部譜録節録收入自己編的《吴郡志》。《范村梅菊譜》中所譜，均以私園種植爲限，譜録撰寫不强求全備，是對於居所賞花怡然自得的情趣的抒發。另外，胡融的《圖形菊譜》，作爲繪圖菊譜，撰於紹熙二年（1191），但後來亡佚，只有史鑄《百菊集譜》中有部分文字摘録。淳熙十一年（1184），游九言有《麗春花譜》，爲金陵的罌粟别種麗春花立譜。
北宋之時，荔枝譜録十分繁盛，而到南宋之時，果木的譜録一度寂寥，而因爲官宦生涯，使韓彦直瞭解了本來並不熟悉的永嘉之橘，爲橘作譜。與橘邂逅的過程，韓彦直如是叙述道：
去年秋，把麾此來，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從遠遊，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减荔子，荔子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有譜橘者。子愛橘甚，橘若有待於子，不可以辭。”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亦有以表見温之學者，足以誇天下而不獨在夫橘爾。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彦直序。
韓彦直的《永嘉橘録》，以比肩北宋荔枝、牡丹、芍藥諸譜爲目標，以平實文風載柑品八，橙品一，橘品十八，並以泥山乳相爲第一，並言種植之法，總結栽培經驗。
這一時期的農譜，則有陸游的《禾譜》與曾之謹的《農器譜》。陸游《秋懷》曾自誇“身嘗著《禾譜》，兒解讀農書”
。似是曾有《禾譜》一類的著述，然而此書不見書目、文集之中，如果真的撰作，則未像《天彭牡丹譜》一般收入《渭南文集》，導致了後來的亡佚。曾之謹的《農器譜》的撰述，源於曾伯祖曾安止作《禾譜》而不譜農器，而蘇軾所作的《秧馬歌》，觸動他補寫《農器譜》。
南宋以來，朝廷播遷，疆域面積的縮小，中原故土不在，金石器物的出土大爲减少，而北宋朝廷曾經擁有的禮器與金石收藏等，大多散佚，雖然南宋朝廷一直在開展古器的收集與徵召活動，但與北宋相較大大匱乏，缺乏足够的資本使得金石圖譜之著作大爲减少，宋代金石學開始轉向銘文字形研究爲主。《紹興内府古器評》是對紹興時期内府古器的簡單總結，但僅著録文字，不見圖樣
，而薛尚功紹興十四年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是南宋金石學轉向款識研究的體現。
總體看來，歐陽脩的《牡丹譜》、蔡襄的《荔枝譜》，在南宋已然成爲譜録中的經典。南渡以後，譜録的作者，追憶着北宋承平年代的盛事，不少譜録作者，也希望自己的譜録能比肩北宋的巨著。宋廷南渡使得文人所看到的世界發生了重要的轉變，一是整體視角從北方轉向南方，撰寫的品類更具有南方的地域性，比如花木這類譜録上就出現了明顯的重心偏移；二是佔有的資料受到極大的限制，反而造成了譜録方向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