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頽放”説與清代唐宋詩之争
清人批判宋詩“頽放”、“頽唐”，是以唐詩爲衡量標準的。雖然宋人主觀上企圖超越唐詩，或在唐人之外另闢蹊徑，但固守唐詩爲高標的清代詩人却覺得宋人的努力不僅徒勞，反而自降品格，使自己陷入“頽放”“頽唐”的境地。對唐宋詩之别，清人有明確的認識，在他們眼中，唐詩風格圓潤和平，温柔敦厚，是廟堂文學的代表，正如鄭方坤所總結的，徐乾學詩“格律圓整，音調和諧，不離《唐詩正聲》者近是”，同時館閣中梁清標《蕉林集》、王掞《西田集》、王鴻緒《横云山人集》等，“皆肆好和平，不失玉堂家數”
。相比之下，宋詩則與之異趨，龐塏將唐宋詩之别説得很清楚，他説：“吾見夫今之學宋者矣，以俗俚爲清真，以淺率爲老放，以粗豪爲雄健，以用僻事難字爲奥博，將所謂温柔敦厚之旨、神聽和平之音去之惟恐不遠，而唐人益不足浼矣。”
顯然在他看來，唐詩主旨“温柔敦厚”、音調“神聽和平”，是儒家正統詩學觀的嫡傳，是“正”，即使有“變”的成分，也是“變而不失其正”；而俚俗、淺率、粗豪、喜用僻典難字的宋詩，則違背了這一詩學傳統，是“變”。可以這樣概括他們的唐宋詩優劣論：如果説唐詩是高雅的，宋詩就是粗俗的；唐詩是平正的，宋詩就是激越的；唐詩是積極的，宋詩就是消極的。總之，如果説唐詩是和諧、典雅、精美的，宋詩就是樸野、醜拙、“頽唐”的。由此分别，引申出豐富的詩學意味。
首先，唐宋詩風被當作治世與衰世的象徵。清初帝王尤其是康熙仰慕漢唐盛世，所以賦學主張宗漢崇唐，於詩亦取法唐人，《清稗類鈔·文學類》云：“聖祖詩氣魄博大，出語精深……親征額魯特，御製前後《出塞詩》數篇，體爲五律，饒有唐音……是固可與唐貞觀、開元御製諸篇輝耀千古也。”
理論上也主張“詩必宗唐”
，顯然唐詩“深厚雄渾之氣”
最能體現盛世氣象。由於他的提倡，清初詩壇宗唐詩風佔據主導地位，而宋詩則遭受打壓與排斥。時人比較一致地將詩風與國運關聯，“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這種“聲音之道與政通”的傳統儒家詩學觀被大加發揮。如前朱彝尊所言，“中正和平”的唐詩被看做盛世之音，而“頽唐”的宋詩則被視爲兵興之象或衰世之兆。朝廷要員更是擁護此種觀點，馮溥堅决崇唐而黜宋，就是出於詩風與國運的關係。施閏章在《佳山堂詩集序》中記載馮氏之言云：馮氏並未完全否定宋詩，但對當下祖宋而祧唐的風氣極爲不滿，認爲宗宋詩風不能彰顯盛世“清明廣大之音”，而唐詩則能體現此種氣象。毛奇齡記載一次在馮溥主導下的萬柳堂雅集，不難發現他崇唐黜宋的出發點就在於詩風和國運的關係：
宋詩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綜正變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風漸以不競，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也。
益都師相嘗率同館官集萬柳堂，大言宋詩之弊，謂開國全盛，自有氣象，頓騖此佻凉鄙弇之習，無論詩格有升降，即國運盛殺，於此係之，不可不飭也。因莊誦皇上《元旦》並《遠望西山積雪》二詩以示法……《望雪》詩曰：“積雪西山秀，仙峰玉樹林。凍云添曙色，寒日澹遥岑。”時侍講施閏章、春坊徐乾學、檢討陳維崧輩皆俯首聽命，且曰：“近來風氣日正，漸鮮時弊。”
馮溥所言的宋詩之弊，就是其有“佻凉鄙弇之習”；他列舉的康熙之詩，都是宗唐詩風，具有“開國全盛”的“氣象”。也就是説，宋詩“頽放”、“頽唐”，是衰世之兆；唐詩“清明廣大”，是盛世之音。詩風上升到“國運盛衰”的高度，自非小事，而在當下“盛世”之際，就不能容忍宗宋詩風在詩壇流行，因此需要大力整治。在他的宣導下，翰林院官員如施閏章、徐乾學、陳維崧等人都認可此種觀點。所以徐乾學纔明確批判“宋詩頽放”，認爲宋詩“不可學”，“學之恐傷風格”。
其次，唐宋詩風被視爲館閣與非館閣的差異。清初人認爲，唐詩高雅和暢，而宋詩俚俗“頽唐”，高雅者爲館閣，俚俗者爲非館閣甚或山林，因此，詩風的取向標誌詩人身份的差異。毛奇齡有些極端的觀點却體現了其時的詩歌分野：
詩以雅見難，若裸私布穢，則狂夫能之矣；亦以涵藴見難，若反唇戛膊，則市牙能之矣；又以不著厓際見難，若搬楦頭、翻鍋底，則獃兒能之矣。然則爲宋詩者，亦何難、何能、何才技，而以此誇人，吾不解也。故曰：爲臺閣不能，且爲堂皇，慎勿爲草野，况藩溷乎？
他將唐宋詩之别看做是雅與俗、含蓄藴藉與直露淺易的不同，正因爲唐詩高雅、含蓄藴藉，所以館閣宗之；而宋詩的俚俗、直露淺易，也即“頽唐”，被毛奇齡視爲“草野”，甚至是骯髒不堪的“藩溷”。毛奇齡此語帶有强烈的意氣用事的成分，難免誇張失實，但他將唐宋詩視爲臺閣與山林之别的觀點則有一定的代表性。紀昀持論與此相似，他説：“二洪（洪邁、洪適）皆久歷館閣，故無山林粗野之氣。”
明清兩代翰林院詩學《唐詩正聲》《唐詩品匯》，清代即使宗宋詩風者，進入館閣之後一般都要轉而學唐，否則就有被外放的可能。毛奇齡《西河詩話》卷七中記録了一次翰林院考試的情况：
初、盛唐多殿閣詩，在中、晚亦未嘗無有，此正高文典册也。近學宋詩者，率以爲板重而却之。予入館後，上特御試保和殿，嚴加甄别。時同館錢編修以宋詩體十二韻抑置乙卷，則已顯有成效矣。唐人最重二應體，一應試，一應制也。人縱不屑作官樣文字，然亦何可不一曉其體而漫然應之。
康熙二十四年的這次大考，聖祖特别留意清除翰林院中的宗宋詩風。而翰林院之所以重視唐詩，則在於唐人重應試、應制之體，錢謙益説：“應制之詩，椎輪于漢武之《柏梁》，陳思之《應詔》，而增華掞藻，極于唐之景龍、開元，茂矣美矣，不可以復請矣。”
徐元文也説：“唐初應制之篇，最爲弘富。”
而錢編修竟然以宋體詩作應制，他的嘗試遭到康熙帝的排斥，被抑置乙等，並改任他官。顯然，康熙帝認爲宗宋詩風不適合翰林院，詞垣是宗唐詩風者的天下。汪懋麟困頓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未能進入館閣，因而詩風也傾向于樸野的宋詩。由此唐宋詩風成了館閣與非館閣的標誌。
第三，由館閣與非館閣的差異，唐宋詩風還代表“達而後工”與“窮而後工”兩種詩學傾向。進入館閣，意味着將以“温厚和平”的唐詩風作爲歌頌聖朝的文學體式；而未能進入者，或因故離開館閣者，則以“頽唐”“頽放”的宋詩風抒發其淪落不偶之氣。前者提倡“達而後工”，而後者主張“窮而後工”。館閣中人反對“窮而後工”，多從詩風的角度立論。康熙十八年通過博學鴻辭科試進入館閣的黄與堅云：
歐陽永叔之序聖俞詩也，曰愁苦之言易好，歡愉之詞難工。後之人率韙其言，余以爲非也……若必歐陽之説以爲詩，是將舍其和平廣大，入於憤慘詭激，改其常而後可，豈古人作詩之意也哉！
如果以詩風對照的話，黄氏所云“和平廣大”即唐音，而“憤慘詭激”則爲“頽唐”的宋調。紀昀的觀點類似，在批姚合《山中寄友生》時連類而及云：“盛唐人詩語和平，而高逸身分，自於言外見之，無詭激清高之習。”
達者“詩語和平”，而窮者音調“詭激”，汪懋麟就是因爲窮愁無聊之際選擇“頽唐”的宗宋詩風，時人有意識地以詩風作爲自己生活境遇的寫照。看來，提倡“達而後工”者，趨於宗唐；而主張“窮而後工”者，容易尊宋。尤侗爲宋琬文集作序時説：“以先生之才……使之升歌雅頌，以鳴本朝之功德……舍先生奚適矣。區區窮愁著書之説，曷足爲先生引乎？”
雖是論文，也通之於詩，發揮“升歌雅頌”功能，唐詩最能擅場，寄寓“窮愁著書”之慨，宋詩易爲成功。由社會地位而及詩人情緒，唐宋詩風的分疆於清代異常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