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盡善盡美”是孔子評價文藝作品的重要標準。“盡美”是對藝術的審美評價與要求；“盡善”是在思想上符合道德倫理觀念。因此，中國古典文學的作品解讀模式充滿了政治倫理色彩。實際上，在以孔子爲代表的先秦儒家文藝論中，“美”與“善”雖然被明確區分，但只有實現二者的内在統一，纔能到達儒家所倡導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説，“美”中若無“善”，那就不能成爲真正意義上的美，儒家所强調的正是“美”的社會性、倫理性價值。①

另一方面，“醜”，或者説“惡”，作爲“美”與“善”的對立概念，起初是想唤起人們生理本能的厭惡感，即“對人類生命力的否定，甚至對其産生損害、削弱與消耗”，是基於“人們對於象徵它的實物或姿態所産生的本能的厭惡感”所形成的一種意義範疇，也是對“美的規範”的悖離。②“醜”也派生出了很多複合概念，它們由同樣帶有否定意義的兩個單音節詞組合而成，如“醜惡”、“醜怪”、“醜陋”、“奇醜”、“邪醜”等；或者是通過對立概念的結合，組成“美醜”、“好醜”、“妍醜”等詞語。把“醜”看作一種“反向價值”，把“美”與“醜”截然區分，這種意識在中國古典文學中非常普遍，與西歐的古典美學理論似乎也如出一轍。

然而，到了西歐近代的巴洛克主義、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時期，“醜”逐漸進入藝術領域，美學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即從積極角度評價“醜”所藴含的藝術價值。③同樣的，在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中，關於美醜相對的思考也在徐徐推進，不僅醜（惡）的題材被吟詠入詩，詩人從醜（惡）之中發現“美”的意識也愈發强烈。關於這一點，松本肇所著《唐宋的文學》一書，對中唐時期韓愈（768—824，字退之）作品中的“醜惡之美”進行了探討。他説道：

到了中唐，詩人逐漸把目光轉向此前從未入詩的題材上。其中，從日常生活中尋求題材的傾向尤爲顯著，而韓愈恰恰關注到了日常生活中醜惡的部分。④

恰如松本氏書中所引，從“醜惡之美”的角度分析韓愈作品，晚清的劉熙載便已經予以關注，他在《藝概》卷二《詩概》中明確提出“昌黎詩往往以醜爲美”的觀點⑤。松本氏再次提出對韓愈詩“醜惡之美”的看法，並不具有新意。不過，他在論述了韓愈之後，又提到了王禹偁（954—1001）、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的作品，並進一步考察了“從醜惡之中發現美”這一傾向在宋代的繼承與發展。他指出“即使是像韓愈一樣以醜惡的題材入詩，到了宋代，以醜本身作爲欣賞對象的傾向在逐漸减弱”。這一觀點非常重要也具有啓發性，但仍有待商榷。

首先，把韓愈的態度歸爲“將醜惡的東西本身作爲美的欣賞對象”，這一説法多少有些模糊不清或者定義不明。而且關於宋人的“醜惡之美”的具體表現，似當有繼續深入探討的餘地。

其次，梅堯臣的部分詩作，如《師厚云蝨古未有詩邀予賦之》《捫蝨得蚤》《孫曼叔暮行汴上見鶻撃蝙蝠以去語於予》《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等，只看標題就能明顯感受到，很多瑣碎又“醜惡”的題材被吟詠入詩。若從以往的觀念出發，這些是無法稱之爲“詩歌語言”的，然而在梅詩中却不乏其例。這個意義上，梅堯臣的確是一個關注“日常生活的醜惡部分”，並善於用作品表現它們的詩人，可以説，他在唐宋“醜惡之美”的譜系中佔據重要的位置。⑥那麽，作爲梅堯臣的詩友，且被人們尊稱爲宋代詩文革新盟主的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其“美醜”觀念又是如何呢？

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本文圍繞從韓愈到北宋詩人對於“醜惡之美”的接受問題進行探討，並以歐陽修的美醜意識（審美觀）作爲焦點展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