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之《勸學文》與科舉
首先看《勸學文》的文本：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黄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顔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其内容是説，倘若勤學苦讀，那麽食物、屋舍、車馬、美女等就什麽都能得到，因此想要獲得這些東西，就必須好好地學習“六經”，即儒家經典。這篇《勸學文》總而言之是極爲功利的内容，赤裸裸、毫不隱晦地表達了某種心聲。而且，這功利不僅關係到個人，也與宗族的利益相一致。筆者在後文會談到歷來對這篇《勸學文》的各種批判意見，這些批判意見的出現也似乎很自然。這樣的作品、言論，在中國的確存在着。
我們首先不妨考察這種言論成立的背景。例如，以今天的日本而言，這種言論似乎並非完全不可理喻。現今有大學入學考試，只要能考上好的大學，就會有美好的未來——這種希望，原理上來説誰都可以擁有。誰都能參加大學入學考試，誰都有可能考上大學，然後誰都能希望由此立身揚名——只要努力讀書，這些都會水到渠成。然而，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即藤原氏掌控政權時期的日本，《勸學文》中的那種言論大概就難以成立了。在藤原氏時代，即極爲看重家世的貴族時代，不管怎樣努力讀書，都是徒勞。如果與藤原氏没有血緣關係，那麽無論怎麽努力，也無法出人頭地。在那個時代，即便有人説“只要努力讀書，就能住上豪宅、乘上好車”，也只是空頭支票，没有任何實質意義。
審視中國歷史，亦同樣如此。中國的六朝時代，與日本的平安時代一樣，是門閥貴族時代。只有生於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等名門望族，纔能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那種時代，讀書、學習，與出世、實利關係不大。
之後到了隋代，誕生了科舉這一制度。所謂科舉，簡而言之，就是舉行書面考試，以考試成績好的人擔任高級官僚。只要優秀，即使没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也能出人頭地。在某種意義上説，科舉是一種與門閥制度相對立的制度。隋代結束了中國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六朝時代的貴族，儘管偶爾也從皇帝那裏獲取權力，却很少聽命於皇帝。六朝時代，王朝更迭頻仍，但貴族們實際上一直隱然掌控着權力。對此，皇帝自然無法容忍，需要聽命於自己的直屬部下，於是就以科舉制度來選拔這些人。
科舉制度起源於隋，至唐代有了進一步發展。然而，唐代舉辦科舉的是禮部，考試合格者所獲得的進士資格亦是由禮部官員認定。在當時，儘管通過了禮部的考試成爲進士，但實際的官僚任用，還有吏部考試這一道關卡。而吏部被貴族勢力所盤踞，寒門出身的進士，在這一關皆會被淘汰。從唐代開始，科舉出身的官僚登上舞臺，從這一點而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從科舉史來看，可以説是一個殘餘貴族勢力與新興科舉出身者對立競争的時代。
這一狀况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是在宋代。至宋代，科舉程序中有了殿試這一環節。由於殿試是皇帝親自主持的科舉最後一個階段的考試，所以其合格者——進士的資格，就是由皇帝所認定，權威性陡然提高了。就這樣，在宋代，門閥貴族的勢力被掃除殆盡，成爲清一色的科舉官僚世界。
再回到宋真宗的《勸學文》。它説只要好好學習儒家經典，那麽屋舍也好，車馬也好，美女也好，凡是想要的東西就全部都能得到。宋真宗《勸學文》産生的背景有科舉制度的成熟，即不管是誰，只要能通過讀書考上科舉，就能成爲高級官僚，過上隨心所欲的生活。换言之，没有科舉制度之時，是不會産生這樣的《勸學文》的。
當然，“讀書很重要”這種言論，自古以來就存在。例如，杜甫《題柏學士茅屋》詩云：
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此與宋真宗的《勸學文》頗爲相似。韓愈《符讀書城南》詩云：
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
其意是説，讀書者可以爲公卿、宰相，住在豪華的宅府；而不讀書者則淪爲馬前的小卒，遭受鞭打，乃至背上的傷口生出蛆蟲。
但是，杜甫、韓愈的這些詩句，與這篇《勸學文》的根本性差異或許在於：《勸學文》的作者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即宋代科舉中，正如前文所述，有“殿試”這一環節，皇帝是主持者；皇帝向那些努力讀書、參加科舉者，提出了豪宅、美女等一切保證。因此，爲了考上科舉，必須好好讀書。在此背後，皇帝或許也有向讀書人保證榮華，使他們不起反抗體制、謀逆叛亂等企圖的目的。
聯繫到宋代以降，是皇帝是科舉的最終環節——殿試之主持者的時代，那麽這篇《勸學文》的内容或可理解爲所謂“讀書人”的那個群體，在以考中科舉爲目標的中國社會中，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將以托名爲宋真宗所作的《勸學文》爲對象，來考察它在各個時代文學作品中的影響，以及其來歷等諸問題。以下先看中國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宋真宗的《勸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