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梳理了明清兩代關於“詩餘”的理解，諸説皆頗有創見，但與宋人“詩餘”觀的真義不盡相符。
宋人自身的“詩餘”觀，學界已有一些代表性的論述，但似乎未觸及根本。如施蟄存先生認爲宋人“以作詞爲詩人之餘事”⑬，並引用《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及韓愈“餘事作詩人”爲此種觀點之本源。彭玉平先生也認爲“作‘餘事’解，表現了對詞體價值的輕視之意”，體現了“‘詩餘’的業餘之意”。⑭宋人的確留下不少論述，可以支撑以上觀點。如黄庭堅序《小山詞》言晏叔原詞乃“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句法”，李之儀《跋吴師道小詞》言“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孫兢《竹坡長短句序》言周紫芝“嬉笑之餘，溢爲樂章，則清麗婉曲，是豈苦心刻意而爲之者哉”。然而，如果不僅停留於這些論述的表面意義，不拘囿於“餘力遊戲”、“嬉弄”、“嬉笑”這些字眼，對相關宋人批評材料作一番細緻疏解，則可以發現，宋人“詩餘”觀念的真義絶非“業餘”這麽簡單，也不完全是表達“輕視”之意。其實，把握宋人“詩餘”觀的關鍵字就在於一個字——“溢”。
宋代的人文世界大抵遵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儒家思想傳統，因此宋代的人物評價、文藝批評經常使用“溢”這個詞，來表現“文傳道而明心”（王禹偁）、“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修）、“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朱熹）的重道思想。如朱松《上趙漕書》：“執事大筆餘波，溢爲章句，句法峻潔而思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爲餘事，而瑰奇高妙固已超軼一時矣。”孫覿《送鄒次魏序》：“尤喜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爲辭章。”洪适《龔茂良太常少卿制》：“學深淵緼，溢爲文華。”孫應時《回興元宇文尚書簡》：“騎麟翳鳳之姿，溢爲文章，見於事業。”諸如此類，幾不勝枚舉。宋人“文道觀”雖所論各有側重，但道德第一、文藝第二的整體判斷是未嘗背離的。然而，重道並不一定輕文，文道合一並不一定導致重道廢文。宋代除個别理學家之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多數是持“體用不二”、因文見道的思想，文學在重道的宋人那裏並非淪爲附庸、“業餘”。明瞭這一思想背景之後，再來看宋人以“詩餘”指稱詞這一文體，就可以覘知，宋人並不全然把詞視爲小道以表達輕視，這一層意藴固然存有，然絶不能囊括宋人“詩餘”觀的全部。
宋人在論及“詩之餘”的時候，並不僅着眼於詞，而是幾乎將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文化活動皆囊括其中，且每論“餘”多言“溢”。以下有關“溢”的論述，可以助於我們理解“詩餘”的意藴：
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東坡《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東坡《題陳隱居書後》）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爲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王灼《碧雞漫志》）
温柔寛厚，所得深矣。公吟詠之餘，溢爲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羅泌跋歐陽修《近體樂府》）
近世文與可工行、草、篆、隸、飛白，溢而爲畫。（周必大《又跋章友直畫蟲》）
龍眠居士博學嗜古，志尚清遠，筆端餘力，溢而爲畫。（周必大《題李龍眠山莊圖》）
竹坡先生少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遊。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厲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餘，溢爲樂章，則清麗婉曲，是豈苦心刻意而爲之者哉？（孫兢《竹坡長短句》序）
斯道何道也？誠也，中也，公也，天之理也，孔孟之道也，先生潛而得之也。發而爲忠孝，溢而爲功名，先生且不自知也，而何遇不遇之有？（楊萬里《上張丞相書》）
吕本中：“作文不可强爲，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耆舊續聞》）
其中，羅泌跋語是宋人以“詩餘”稱詞的代表性論述。此外，“詩餘”的含義則有不同側重。王灼把蘇軾的詩歌視作其文章之餘，詞則是詩歌之餘。從蘇軾對文與可的贊語中可知，“詩餘”並不僅僅指詞，書、畫皆可稱之爲“詩之餘”。蘇軾又説正書溢而爲行草，則行草亦可稱之正書之餘。周必大的兩段題跋，則將繪畫視作書法之餘。又如釋道璨《瑩玉澗詩集序》云：“胸中所存，浩浩不可遏，溢而爲詩。”《諸山祭雲大虚》：“發而爲文，則渾而厚，變而爲詩，則雅而正，溢而爲駢儷，則華而滋。”則詩歌、駢體文皆可視作“餘”。
由此可見，宋人常以“餘”來指稱某一精神文化活動，詩、詞、書、畫皆可，其所欲强調的是諸種精神文化活動之間的相關性、互通性、延續性。一個“餘”字將宋人的精神世界輻射至所有文藝活動。《碧雞漫志》以“溢而爲詞曲”論東坡，接着説：“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以“詩餘”指稱詞亦是强調詞與傳統詩歌間的同一性，詩與詞不當分異，黄庭堅所謂“樂府長短句數篇，亦詩之流也”（《答徐甥師川》）。
再由孫兢、楊萬里的論述可知，當宋人以“溢”來描述一種外化的文化活動時，强調的是一種自然而然、非刻意而爲、自在輕鬆的狀態，所謂“不自知也”，並非“苦心刻意”的結果。李之儀《跋吴師道小詞》云：“晏元獻、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風流閑雅”也是强調了一種自在、隨意的境界。李清照《詞論》云：“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酌蠡水於大海”是道德學問之水滿“溢”的另一種表述方式，而李清照特别加了一個“直如”，所欲表達的仍是一種簡易、輕鬆、隨意的創作狀態。范開《稼軒詞序》言辛棄疾“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亦是强調作詞的非刻意性，詞是出於内在情感抒發之自然需要。即使宋人常以“遊戲”來形容“詩餘”，也並非表示輕視之意，自然隨意的創作狀態纔是强調的重點，周紫芝《書安定郡王長短句後》可以爲證：“東坡居士正法眼藏，時時遊戲於長短句中，妙麗清壯，無一字不可人意。”“無一字不可入意”纔是“餘力遊戲”的主旨。
宋人以“詩餘”稱詞，其實表達了一種儒家傳統的道德要求，强調人的完整，希望人的精神文化活動諸方面都能融貫統一，都受到人格道德力量的貫注。而事實上，此種善意的要求，並没有被宋代詞人普遍接受。宋代不少詞人的作品，依然保留甚至發展着晚唐五代的綺靡側豔，與儒家詩教“發乎情止乎禮義”相抵觸。此種矛盾困惑，不少宋人已通過對詞體特質的把握來解决。而對於那些不能把握詞體特質的宋人而言，此種矛盾便被簡單歸結於作者自身的道德缺陷，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晏幾道，《邵氏聞見後録》云：
晏叔原監潁昌府許田鎮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⑮
此種對晏幾道詞的批評，其實仍貫徹着宋人的“詩餘”觀，將詞作與作者的道德人格聯繫起來。與晏幾道相反的是蘇軾，曾豐《知稼翁詞集序》：
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觸興於“驚鴻”，發乎情性也；收思于“洲冷”，歸於禮義也。黄太史相多，大以爲非口食烟火人語。余恐不食烟火之人口所出僅塵外語，於禮義遑計歟？……道德之美，腴於根而盎于華，不能不爲詞也。⑯
曾豐此序極有趣味的詞是“猶有”，言外之意即是，作爲“緒餘”的長短句在宋代的普遍狀况是不能做到“與道德合”，而蘇軾的能合是一種例外，可知宋代詞壇實際創作與理論批評之間的差距。曾豐“不能不爲”之語，與上文“不自知也”、非“苦心刻意”所言相近，强調的是“溢”而爲“餘”這一過程的自然、隨意。
蘇軾《題張子野詩集後》云：
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餘波耳。《湖州西溪詩》云：“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與予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⑰
蘇軾感歎張先的好詩不爲人欣賞，而世人反而津津樂道他的詞。詩與詞雖然皆是作者精神世界之表現於外者，但畢竟詞擁有更爲廣泛的民間、世俗影響，詞作爲詩之餘而滿溢出來，更爲表現於外在。因此就兩者與道德人格的關係而言，詩更爲内隱，詞更爲外露，故詩之好不易見，詞之好易爲人知。蘇軾“未見好德如好色”的比喻，也是宋人的“詩餘”觀念的一種體現。
以上宋人對晏幾道、蘇軾的批評，無論指責還是贊美，都在解讀詞作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過度闡釋，對於宋詞正常批評的展開起到了一定阻礙作用。根本原因即在於“詩餘”觀念在文學批評中的根深蒂固，在於宋人將文藝世界相互打通以貫注作者道德人格的普遍意識。
宋人“詩餘”觀念的積極意義在於兩個方面。第一，將詞與傳統詩文打通，通往作者的道德人格，視詞爲文人士大夫道德發露、“溢”見於外的一部分，與詩、文、書、畫等精神文化活動等量齊觀、融貫一體，道德人格可以貫注所有外見的文化活動，强調了文人士大夫精神文化活動的完整性、融貫性，强調了全幅的人格性，正如《周易·坤卦》之《文言》所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第二，蘇軾所謂“流於既溢之餘，而發于持滿之末”（《稼説送張琥》），由於充裕富餘而造成不可避免的滿溢，“溢”而作詞是不得已、不容已，形容了一種自然、隨意、輕鬆、簡易的創作狀態，强調詞創作的内在自發性，如此可以扭轉晚唐五代以來詞的應歌性、外在制約性，使詞從爲人之文學轉向爲己之文學。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①施蟄存《説“詩餘”》，《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1期。
②彭玉平《詩餘考》，《汕頭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③徐釚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3頁。
④張侃《拙軒詞話》，《詞話叢編》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9頁。
⑤宋翔鳳《樂府餘論》，《詞話叢編》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00頁。
⑥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詞話叢編》本，第3422頁。
⑦李祖陶《國朝文録續編·榆溪集選》，清同治刻本。
⑧鄒祗謨《倚聲初集》卷一“詞話一”，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⑨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詞話叢編》本，第2423頁。
⑩施蟄存《説“詩餘”》，《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1期。
⑪蔣兆蘭《詞説》，《詞話叢編》本，第4631頁。
⑫况周頤著，孫克强輯考《惠風詞話·廣惠風詞話》，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頁。
⑬施蟄存《説“詩餘”》，《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1期。
⑭彭玉平《詩餘考》，《汕頭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⑮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九，中華書局，1983年，第125頁。
⑯曾豐《緣督集》卷一七，《全宋文》第277册，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4頁。
⑰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卷六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673頁。
【注释】
[1]本文爲華東師範大學青年跨學科創新團隊項目（2018ECNU-QKT00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