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巴蜀放逐與牡丹追逐：陸游的牡丹書寫及其“謫遷與世變”論述
陸游爲南宋中興四大家之一，在詩歌史上更以近萬首的詩歌創作，及其愛國詩人形象著稱，其中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豐富學殖與仕宦閲歷，尤爲令人印象深刻。過往有關陸游及其文學之學界研究，大多仍以其巨帙如海的詩歌作品爲重心，其後間又旁涉他近百篇的短句詞作，例如其中夏承燾、吴熊和《放翁詞編年箋注》正可作爲陸游詞學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臻至近年學界又逐漸關注陸游散文與筆記等相關文本研究，諸如這些過往較少爲陸游學術研究的命題範疇，對於審視陸游平生最具代表的詩學成就，及其深層文化源流脈絡，深具價值與意義。誠如陸游晚年論詩的重要觀照旨趣“工夫在詩外”（《示子遹》詩），這些詩詞之外的延展關注與深入探索，誠然有助於映現陸游詩學廣博深邃的文化網絡及其底藴，其中陸游一生最爲殫精竭慮的詩學成就，毋庸置疑地向來即以“取精用宏，鎔鑄百家，自出手眼”①，成就其卓然可觀的《劍南詩稿》。因此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揭示重要之注釋體例，即直接采用“以陸注陸”之法：
包括地名、詩中涉及的人物、典故、僻詞、持論之所自出、借鑑自前人的詩句等。這兩部分，凡是《詩稿》《渭南文集》和《老學庵筆記》中有關材料可以參證的，用以陸注陸的辦法，予以拈出。②
由此觀之，陸游詩學中所展現的博學多識，誠如錢氏所論適可借由他詩學之外其他文學體類或相關著述，作爲深入其詩學學識淵博特色的另一重要閲讀途徑。
本文嘗試將陸游罕爲學界所關注的牡丹書寫，與其平生花木書寫中，相對特殊且唯一運用宋代漸次蔚興譜録體類的《天彭牡丹譜》相對照，再結合陸游謫遷巴蜀的牡丹詩歌及相關詩文等資料，作爲探討陸游牡丹書寫殊異於其他花木書寫的重要文學與文化底藴。因此本文的論述重心，雖然也關乎陸游詩學之博學多識向度，但主要聚焦於陸游借由譜録及其詩歌中的牡丹書寫所展現的觀照向度，審視其中以學爲詩的宋代文學與文化新變學術意涵。就於陸游而言，又如何借由謫遷宦遊之際，針對牡丹花品迥異於其他花木以詩歌爲主，却别出心裁兼采譜録此一當代重要書寫體類的創作底藴，及其又如何借鑑北宋牡丹譜録的書寫譜系，具體而微的承傳與變創取向，從而映現其博學多識之外，亦復攸關另類體物寫志意涵的詩歌與譜録跨體類現象，呈顯其中獨特且超越其他花木觀照範疇的牡丹書寫意藴。
至於花木書寫在陸游的詩學研究中，除了過往較爲學界關注的梅花書寫之外，近年來陸游相關花木研究如海棠書寫，則仍然非常有限，更罕見關注有關陸游花木譜録的牡丹書寫，其中應還攸關陸游平生宦遊的謫遷困境，及其借由花木追逐與體物寫志所呈顯的放逐隱喻。凡此種種，即爲本文嘗試借由陸游全集中向來罕見關注的傳世牡丹譜録爲中心，並具體以花木及其相關詩文書寫，進一步觀照陸游博學多識的詩學特色背後，與其譜録另類體物寫志的互爲表裏，尤其是其身處南宋風雨飄摇之際，西南巴蜀的謫遷困境及其相關花木書寫之間，彼此相互關涉，從而攸關陸游文學世界中，知識譜系與抒情譜系相互綰合，又彼此對應的文學與文化底藴。
其次，陸游《天彭牡丹譜》與北宋前賢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是北宋與南宋牡丹譜録最具代表性的對照組，同時就牡丹譜録的經典續衍及其歷史譜系而論，其中文化底藴自非局限於花木名物性質的知識譜録範疇，尤其借由陸游《天彭牡丹譜》對歐陽修的續衍及創變，更形同深切映現陸游巴蜀期間宦海放逐與花海追逐的謫遷命題之外，進而展現對於大宋王朝歷史版圖的服膺勿失，及南國逐臣在花事與國事互涉的歷史緬懷外，所呈顯的南宋中興想像，及其君國夢幻藍圖之世變書寫底藴。
因此本文的另一焦點，乃在嘗試借由《洛陽牡丹記》與《天彭牡丹譜》之前後對讀，就其中精神旨趣而言，儼然一場以“花變與世變”爲論述脈絡，以“花品與世情”爲中心旨趣的牡丹演繹與情志對照，體現出陸游借由牡丹書寫所展開的北宋世變論述取向，以及家國身世隱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