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回歸詞史

五、回歸詞史

改革開放之後,隨着思想的解放,學術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其時一代之文學觀依舊未衰,故而詞體文學研究也率先受到新思潮的洗禮。最重要的變化就是不再一味地在詞中尋找愛國主義元素,而是回歸詞史叙述的框架,探究詞體文學的發展脈絡和演變規律。改革開放伊始的詞史叙述實際上延續着胡雲翼的思路,即在詞分南北的框架下分而論之横亘南北的蘇軾時代:

北宋後期的秦觀和周邦彦都是比較重要的詞人,他們都上承晏歐和柳永。蘇軾的詞風到南宋纔得到新的發展。……南宋一百五十年中,詞的發展也可分兩個時期,前期爲從宋高宗趙構建炎初到寧宗趙擴開禧末年辛棄疾之死(1127—1207),後期爲從寧宗趙擴嘉定初到宋亡(1208—1279)。

這樣將南北二宋各兩分的方式顯然是胡雲翼在“詞分南北”的框架下調和胡適三分法的延續,只是將南宋兩期的分界明確定在辛棄疾逝世的1207年。而這一劃分的目的也很明顯,即1207年之前是蘇辛的時代,1207年之後是姜夔的時代。這種自胡適以來就盛行的時間先後順序其實有着嚴重的缺陷,即姜夔是否真的主要活動於辛稼軒身後。在胡適諸人的意識中,姜夔的卒年在1220年前後,這樣一來,其在辛棄疾逝世後依舊活動了十五年左右,顯然可以視作接替辛棄疾的詞壇執牛耳者。然而根據現代學者的前後論證,姜夔的卒年下限應在1209年,這樣姜夔的活動時間與辛棄疾基本重叠。此外,姜夔一系的重要詞人史達祖卒年儘管不詳,然觀其112首《梅溪詞》,基本可以判斷作爲韓侂胄省吏的他,未有留下韓侂胄身敗後的詞篇。畢竟其在開禧三年(1207)之後,被施以黥刑,並死於貶所,就算撰有詞篇,也無法産生影響。故而史達祖的創作時間也與辛棄疾重叠。同樣地,與史達祖廣泛唱和的高觀國、盧祖皋諸人也應不出這一時間範圍。這樣一來,辛棄疾與姜夔分爲代表的詞人群體就並非是前後相承,而是同時存在的兩大類别了。

然而胡適的線性演進之缺陷並未得到詞學研究者的重視,哪怕在陳尚君等學者發表了關於姜夔卒年考證的文字之後,詞史的叙述還是没有意識到其中的問題,依舊根據胡適—胡雲翼一系的南北架構進行時段劃分:上引這本初版於1992年的詞史論著是早年出版的《北宋詞壇》姊妹篇,這種將南北二宋詞史用兩種專著分别論述本身就是“詞分南北”框架下的産物。在《南宋詞史》中,作者將南宋詞分成四個階段,只不過是在胡雲翼的兩分法基礎上前後再各分爲二,依舊存在姜夔承繼辛棄疾的前後時間觀念。而且其在形式上完全割裂南北宋,使得南宋詞的源頭迷糊不清。不過,比《南宋詞史》略早出版的楊海明《唐宋詞史》對南宋詞史却有着頗具新意三段式的劃分:

就南宋詞本身的發展來看,也大體上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首先是詞壇的轉型期。這裏説的轉型,主要指南渡詞人迅速適應環境、協調自我的過程。……第二是詞史的高峰期。……辛棄疾的出現,標志着詞史已經進入它的高峰時期。……第三是詞藝的深化期。這一時期,實際上是詞史高峰期的繼續。……(姜夔)成爲辛棄疾之後第二個攀上詞史高峰的大詞人。……第四是宋詞的結獲期。……結獲期與其前後的歷史時間均有交叉,它横跨宋末元初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代。

第一階段(1127—1161):南宋前期詞壇。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是從“靖康之變”的大動亂過渡到偏安局面的初步形成。其時詞壇上就應運而生了傷感詞、憤慨詞和隱逸詞。第二階段(1162—1268):南宋中後期詞壇。這一個較長的時期中,基本是一個漫長的偏安時期。第三階段(1269—1279):南宋末期詞壇。

楊海明獨到地將前期只劃到紹興三十一年,即辛棄疾南渡的前一年,並將陶爾夫所言之第二期和第三期合爲一起。雖然楊海明並没有交代這樣劃分的原因,但這種方式打破了胡適以來單向線性的三分演變,將辛棄疾一系和姜夔一系視爲同一時空下的兩股力量進行處理,更加適合於姜夔諸人與辛棄疾活動時空重叠的事實。不過楊先生依舊恪守詞分南北的傳統,更注重於建炎南渡之後詞風巨變的論述,强調政治劇變帶來的南北之異,而忽略了文體自身的南北之承。這也是“詞分南北”在回歸詞史之後的重要特徵。

綜觀劉克莊以來“詞分南北”話語體系的變遷,可以發現“五四”前後的觀念有着本質上的傳統與現代之别。在傳統詞家那裏,詞分南北其實主要是令曲和慢詞的對立,由於兩種詞體本身具有的不同文學特質,使得南北詞風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而以習詞爲指歸的論述目的又使得傳統話語在劃分南北的時候並没有嚴格以政權更替時間爲準,這就爲南北的融通打下了基礎。在現代詞學研究者看來,唐宋詞只是可供研究的客觀對象,不再是要融入主體創作的模範,於是這種脱離創作論的單純觀照能發現衆多影響文學的外部原因,從而讓建炎南渡在詞史上的意義變得格外深刻,而南北的關係也愈發對立,以至於被割裂爲二。進化論的引入使得詞體文學的發展史也被描述成一個進化的過程,而且是一個直系進化過程,宋詞史似乎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個體,經歷着單向線性的生住異滅過程。回歸詞史後的宋詞進化史不再有民國時期那樣認爲南宋後期詞衰敝的極端觀念,但無論是楊海明的春華秋實還是陶爾夫的春種秋收比喻,都表明依舊把詞史視作一個直系流動的過程。於是,今日再審視詞分南北的時候,似乎應該從割裂回歸融通,從五四上溯古典。傳統詞家以周邦彦作爲結北開南的重要人物或許可以給予今人一些啓示,即南宋詞的很多特質其實在北宋後期就已經孕育並形成,這是屬於文學自身的演進力量。建炎南渡雖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詞風的走向,但並没有扼殺北宋後期已然形成的樣態,它們隨着南渡進入了江南,並在干戈終定之時重新焕發出活力。這樣,直系進化史的叙述也就需要作相應的調整,南宋詞壇應是多元並立的,不同的詞人不同的詞風在同一時期共存,看似存在的隱顯交替只不過由於傑出詞人的身影過於高大,可以遮蔽住整個時代面貌。如果不再憑借這些傑出詞人,而通過普通詞人的眼睛去觀照南宋詞壇,或許可以發現一片群芳璀璨的世界。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①薛礪若《宋詞通論》,上海書店,1989年,第31頁。

②參見劉少雄《南宋姜吴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研討》第五章《詞學南北宋之辨——論典雅派詞所代表的時代風格特色及其評價》,臺灣大學文學院,1995年,第275—340頁;孫克强《清代詞學批評史論》第一章《清代詞學的南北宋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7頁。

③汪莘《方壺詩餘》卷首,見朱孝臧《彊村叢書》,廣陵書社,2005年,第906頁上。

④劉克莊《後村題跋》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第113—114頁。

⑤陳子龍、宋徵璧、李雯《幽蘭草》,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⑥王士禛《花草蒙拾》,見唐圭璋《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686頁。

⑦宋徵璧《倡和詩集序》,見宋存標《倡和詩餘》卷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⑧龔鼎孳《香嚴齋詞》卷首,見聶先、曾王孫《百名家詞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7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3頁上。

⑨鄒祗謨《遠志齋詞衷》,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659頁。

⑩同上書,第650頁。

⑪朱彝尊《詞綜》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卷首第1頁。

⑫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〇,《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2頁下。

⑬同上書,第333頁上。

⑭同上書,卷五三,第419頁下。

⑮吴衡照《蓮子居詞話》,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2467—2468頁。

⑯朱彝尊《詞綜》,序文第1頁。

⑰同上書,序文第2頁。

⑱朱彝尊《黑蝶齋詩餘序》云:“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吴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見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〇,第331頁上。

⑲江順怡《詞學集成》卷五,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3265頁。

張惠言《詞選》,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序文第1頁。

周濟《介存庵論詞雜著》,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632頁。

同上書,第1634頁。

同上書,第1635頁。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645頁。

同上。

周濟《介存庵論詞雜著》,見唐圭璋《詞話叢編》,1634頁。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3407頁。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〇,見孫克强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中華書局,2013年,第1325頁。

田同之《西圃詞説》,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454頁。

鄭文焯《瘦碧詞》卷首自序,光緒十四年(1888)大鶴山房木刻本。

王國維《人間詞話》,見唐圭璋《詞話叢編》,第4252頁。

同上書,第4256頁。

湯執盤《粹玉詞》卷首,民國十九年(1930)石印本。

胡適《詞選》,中華書局,2007年,序文第3頁。

同上書,序文第6頁。

劉少雄《詞學文體與史觀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第276頁。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書店,1990年,第1頁。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上海書店,1996年,第9頁。

胡雲翼《詞學概論》,見胡雲翼《胡雲翼説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05頁。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1—612頁。

胡雲翼《宋詞選》,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序言第5頁。

同上書,序言第6頁。

同上書,序言第8頁。

同上書,序言第13頁。

同上書,序言第14頁。

施議對《建國以來詞學研究綜述》,見施議對《宋詞正體:施議對詞學論集第一卷》,澳門大學出版中心,1996年,第11—12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唐宋詞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前言第12頁。

參見陳尚君《姜夔卒年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束景南《白石姜夔卒年確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2年第4期;韓立平《姜夔卒年考辨》,《文學遺産》2008年第4期;王睿《姜夔卒年新考》,《文學遺産》2010年第3期。四文説法略有不同,然皆本陳尚君之説而來,且皆未晚於陳尚君所考之嘉定二年(1209)。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北方文藝出版社,2014年,前言。

陶爾夫《北宋詞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楊海明《唐宋詞史》,江蘇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3—2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