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論
本文將宋代近體詩中出現的邏輯關係分爲七種類型，並重點分析了其中六種，即“前因後果”、“前果後因”、“遞進”、“轉折”、“假設”、“問答”，因爲這六種關係主要解釋了何爲“動態連續過程”，而“並列”關係所表現的是“静態”。六種邏輯關係在近體詩中出現的位置是“行内”、“行間”、“聯間”三種狀况；相比較而言，“前因後果”的邏輯大量存在於“行内”，其餘五種和“並列”主要出現在“行間”。因此，詩歌“意脈”的流動，關鍵在於詩行與詩行之間語意的傳遞，以及兩種性質相反的傳遞方式：“慣性式”的傳遞方式會讓讀者覺得詩句很通順，進而忽略邏輯關係的存在（“前因後果”、“遞進”、“假設”）；而“誘導式”的傳遞方式會讓讀者在邏輯位置稍作停頓，而這個停頓便創造了作者與讀者交流的空間（“前果後因”、“轉折”、“問答”）。此外，這六種邏輯關係對於虚字的依賴程度是有區别的。“前因後果”與“前果後因”基本上無需虚字作爲提示，只需要讀者稍作思考便可以觀察到。不過，這種情况往往會引發“過度闡釋”——這也就是説，“前因後果”與“前果後因”的出現或是源於作者的意圖，抑或是詩歌語言自身的特性，甚至也有可能是讀者自己構建的。“遞進”與“轉折”大多需要虚字來確定，但也有一些不需要虚字的特例存在。至於“假設”與“問答”，則必須要有虚字纔能成立。然而，本文所遺留的問題是，詩歌的邏輯實際上還隱藏着第八種類型，即“刻意斬斷的邏輯”，不過這種邏輯主要出現在篇幅較長的詩作中，在律詩與絶句中很難做出具體的判定。
邏輯關係的出現，一方面取决於作者在創作時是否刻意安置了邏輯關係；另一方面，則取决於讀者是否習慣於刻意關注邏輯關係。而本文寫作的基本動機，是爲了讓讀者意識到“邏輯”在宋詩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邏輯的七種類型爲工具，我們或許能够分析並解讀出宋代近體詩中藴含的更多的奥妙。然而不僅僅是宋詩，如果我們以關注邏輯的視角去分析六朝詩、唐詩，甚至此後的元、明、清詩等，我們一定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詩歌發展史。譬如，當我們在談論明代“前後七子”復古論調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文學批評都認爲他們學習甚至模擬了唐詩；但是，如果從邏輯的角度觀察，在邏輯關係出現的位置、頻率，以及邏輯叠加的組合方式等方面，他們或許是無法擺脱宋詩的影響的；繼而“公安”與“竟陵”詩人則更是采用了宋詩的邏輯方式來糾正前人在内容與修辭層面對於唐詩的模擬。
本文的重點是强調任意邏輯位置上都可能出現“邏輯叠加”現象，不過邏輯叠加現象發生最爲頻繁的位置是“行間”，尤其是在擁有“對仗”結構的頷聯和頸聯。因爲“對仗”結構的緣故，讀者太容易去關注“並列”的邏輯關係，也就是詩行之間“平行”、“對立”、“互補”的狀况，繼而忽視了詩行之間可能存在的其他邏輯關係。詩歌的“意脈”之所以能在“對仗”的詩行中流動，主要是因爲其他六種屬於“動態連續過程”的邏輯關係的存在——如果引入中國古代詩學中傳統的“流水對”的概念，或許同時擁有“並列”關係及另外一種邏輯關係的兩個詩行便有可能被稱爲“流水對”。
兩重以上的邏輯叠加現象爲詩歌文本賦予了複雜性與開放性，同時也帶讀者走入了“朦朧”的美典。或許在作者和讀者的眼中，詩歌都並不是以追求“清晰”的表述爲最終目的的。實際上，邏輯層面的朦朧與詞匯層面的朦朧很接近：詞匯層面的朦朧是因爲各種原因可以導致某一詞語擁有不同解釋和文字歧義，但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原因中哪一個在人們頭腦中最清晰”；
邏輯層面的朦朧是因爲過多的清晰的邏輯在同一個邏輯位置出現，但是我們無法判斷作者最想要表示的是哪種清晰的邏輯，甚至作者自己在創作完成之後，也無法判斷哪種邏輯最符合自己最原始的創作衝動。簡而言之，“朦朧”是由於“清晰”叠加而産生的。
在此我們便可以探討唐詩與宋詩在文本表現層面的對比。自覺地追求邏輯層面的“清晰”是宋詩的根基——吉川幸次郎所説的“叙述性”、“日常化”、“社會責任感”、“哲學性、論理性”，首先需要詩歌擁有“清晰”的邏輯關係；而葛兆光提到的從唐詩的“表現”轉型爲宋詩的“表達”，也需要“清晰”的邏輯關係從中作用。
然而，宋詩並没有僅僅止步於追求“清晰”的邏輯；更加富於技巧的宋詩作者，會在某個邏輯位置呈現出一種“清晰”的邏輯關係，但同時在這一位置悄然地植入其他的“清晰”的邏輯關係——如果是一個没有刻意觀察邏輯的讀者，或許他只能看到作者所呈現出來的那個邏輯關係，却無法發現同樣位置隱藏的其他的，甚至有時候是相反的邏輯關係。另外，前文提到的“前因後果”與“假設”，以及“前果後因”與“問答”的互通狀况，或許也是這種現象的衍生品。甚至我們可以説，越是優秀的宋詩，越是在追求邏輯叠加的效果（即邏輯層面的“朦朧”），但在文本中却只刻意地呈現出其中一種“清晰”的邏輯關係——而那些在同一位置被遮蔽的其他邏輯關係，則是要留給讀者去尋找的。
此外，結合高友工、梅祖麟與葛兆光的研究成果，能够更準確地分析唐宋詩歌的差異。高、梅對於“意象性”語言與“推論性”語言的描述與葛所説的詩歌的“表現”功能與“表達”功能非常契合，不過葛在討論宋詩時，並没有像高、梅一樣，將頷聯、頸聯與尾聯的不同性質作出區分。探究其原因：唐詩中的“意象性”語言負責“表現”功能，且往往處於中間兩聯，而“推論性”語言負責“表達”功能，且基本都處於尾聯。而宋詩極其强調“表達”功能，因此所有詩句皆被“推論性”語言所主導——按本文中的分析，就是負責“表達”功能的“推論性”語言逐漸侵蝕了負責“表現”功能的“意象性”語言；原本唐人只在尾聯所使用的寫法，被宋人大量地運用到了頷聯與頸聯之中。
綜上所述，强調邏輯的七種類型，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觀察詩歌的角度，是用來反擊“唯美主義”的“鑒賞型批評方式”時所采用工具，
也是用來擺脱根深蒂固的“印象主義”影響的方法。
同時，將邏輯細化是一種接近“唯物主義”的科學的研究方式，在如今倡導“大數據分析”的潮流下，有助於我們對詩歌進行更高層次的量化分析。然而現有的針對詩歌的量化分析無非是針對聲韻平仄、字詞出現的位置、專有名詞、特定形容詞、固定用典等進行統計，
幾乎還没有任何數據分析方法能够解讀單字的詞性變化，或者準確構建詞與詞之間的關係，更遑論句與句、聯與聯之間的相關性了。如果無法意識到詩歌文字背後存在着不同類型的語言邏輯，僅僅關注文字本身，那麽針對詩歌研究的大數據量化分析，往往會淪落爲“采用複雜的手段證明了一個常識”的案例。
儘管人文學科研究與量化分析看似是相互抵觸的，但是，將“邏輯”這一概念進行量化分析也能够爲探究詩歌的美典開闢一條新的路徑。舉例來講，兩個同樣强調“以文爲詩”的詩人，蘇軾的詩讀起來總是那麽令人驚訝，而乾隆的詩却“令人作嘔”。
假設我們簡單地對比二人身份的區别或人格的高下，這對於理解二人詩歌美典的差異是没有本質的意義的；即便是統計詩歌中的名詞、動詞、形容詞、虚字的數量差别也無法辨别“以文爲詩”原則在二人的實際創作中起到了何種程度的影響。不過，如果將二人在作品中運用邏輯的位置、種類、頻率、密度等作出具體的統計的話，我們或許能够發現，蘇軾比乾隆更加刻意地運用了“前果後因”和“問答”的邏輯。歸根結底，針對詩歌的大數據量化分析是有助於解讀詩歌的美典的，但其前提是，研究者要超越詩歌文字的束縛，嘗試理解文字背後所隱藏的邏輯，甚至是其他尚未被發現的規律。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①本文基本框架的確立得益於與畢墨惜（Timothy Billings）的數次交流；在本文的撰寫過程中，不少細節的想法源於與周劍之的探討與争論；在初稿完成後，本文又得到了侯體健的批評與建議。特此向三位同僚表示感謝。
②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躍譯《唐詩三論——詩歌的結構主義批評》，商務印書館，2013年。
③Cai，Zongqi ed.，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A Guided Antholog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④蔡宗齊著，陳婧譯《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四種詩歌模式與自我呈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此爲蔡宗齊早年博士論文的翻譯修訂本。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王宇根、田曉菲譯《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其第二章尤其具有代表性。另外一部没有中文譯本的，是針對北宋賀鑄詩作的研究：Stuart H.Sargent，The Poetry of He Zhu（1052-1125）:Genres，Contexts，and Creativity，Brill，2007.
⑤［日］吉川幸次郎著，李慶、駱玉明譯《宋元明詩概説》，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31頁。
⑥學界在這方面的成果極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錢鍾書、繆鉞、程千帆等。
⑦譬如周劍之就着重强調宋詩所表現出的“叙事性”，並以此爲線索分析宋代詩歌的文本表現特徵，見周劍之《宋詩叙事性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⑧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劄記》，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⑨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2—182頁。
⑩浦安迪著，劉倩譯《平行線交匯何方——中西文學中的對仗》，《浦安迪自選集》，三聯書店，2011年，第341—369頁。
⑪葛兆光《漢字的魔方》，第47頁。
⑫“詩行”（line）這一概念出自西方詩學，當其被運用到中國古代詩歌翻譯的過程中，普遍被海外漢學界所接受，見高友工《律詩的美學》，《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222頁。
⑬燕卜蓀《朦朧的七種類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63—157頁。
⑭同上書，第63頁。
⑮同上書，第209—241頁。
⑯孫康宜著，锺振振譯《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73頁。
⑰然而本人並未能看到小西慎一的論文原文。
⑱在傳統詩學理論中，動詞往往會被稱爲“詩眼”或“字眼”，如楊載（1271—1323）《詩法家數》中所述“詩句中有字眼，兩眼者妙，三眼者非”，見何文焕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06年，下册，第730頁。
⑲蘇軾《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第1册，第183頁。
同上書，第62頁。
同上書，第8册，第2787頁。
同上書，第1册，第195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中華書局，1995年，下册，第503頁。
同上書，下册，第511頁。
陳與義《陳與義集》，中華書局，1982年，下册，第293頁。
同上書，上册，第157頁。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第2册，第173頁。
李覯《李覯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445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下册，第358頁。
《全宋詩》第28册，第18321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下册，第359頁。
吕本中《東萊詩詞集》，黄山書社，2014年，第319頁。
《全宋詩》第28册，第18321頁。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中華書局，2007年，第805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1册，第97頁。
王國維《人間詞話疏證》，中華書局，2011年，第409頁。
周劍之《宋詩叙事性研究》，第25頁。
《全宋詩》第10册，第6863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4册，第1105頁。
黄庭堅《黄庭堅詩集注》第2册，第593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4册，第1105頁。
黄庭堅《黄庭堅詩集注》第2册，第593頁。
陳與義《陳與義集》，下册，第408頁。
《全宋詩》第22册，第14738頁。
吕本中《東萊詩詞集》，第319頁。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册，第2141頁。
具有“對仗”且意思連貫的出句和對句往往會被看作是“流水對”。然而從邏輯層面看，每個人對於“意思連貫”的理解都有所不同，無論是“因果”、“轉折”、“遞進”、“假設”、“問答”、“平行（互補）”關係都可以被看作是“意思連貫”，這就導致了“流水對”是一種相對模糊的判定。
文同《文同全集編年校注》，巴蜀書社，1999年，上册，第156頁。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2册，第168頁。
《全宋詩》第28册，第18319頁。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3册，第736頁。
戴復古《戴復古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5頁。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第3册，第1348頁。
《全宋詩》第55册，第34121頁。
陳與義《陳與義集》下册，第408頁。
《全宋詩》第55册，第34256頁。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第49—53、123頁。
同上書，第124—125頁。
《全宋詩》第3册，第1941頁。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2册，第173頁。
陳與義《陳與義集》下册，第408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1册，第257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上册，第85頁。
陳與義《陳與義集》下册，第410頁。
《全宋詩》第30册，第19284頁。
陳與義《陳與義集》上册，第164頁。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第3册，第1312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上册，第235頁。
同上書，下册，第514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1册，第247頁。
侯體健《試談唐宋詩文中的“交蹉語次”與“感官優先”——“石五六鷁”句修辭性詩藝的兩種解讀》，《中國韻文學刊》2010年第24卷第3期。
此處的“等於”的邏輯即是雅各布森理論中的“對等”概念（equivalent）。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第1册，第102頁。
因爲看到“山重水複”，所以心裏“疑無路”；或者因爲心裏“疑無路”，所以眼前的景色總是“山重水複”。因爲看到“柳暗花明”，所以知道這是“又一村”；或者因爲已經到達“又一村”，所以便看到了“柳暗花明”。因爲聽到了“簫鼓追隨”，所以心中猜測“春社近”；或者因爲看到了“春社近”，所以才去聽“簫鼓追隨”。因爲看到人們“衣冠簡樸”，所以認爲“古風存”；或者感到正是因爲“古風存”，所以人們才會“衣冠簡樸”。
蘇軾《蘇軾詩集》第1册，第65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上册，第134頁。
類似的例子可參考劉長卿（約726—約786）《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中的“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見《劉長卿詩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96年，下册，第404頁。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第143—144頁。
同上書，第146頁。
同上書，第144頁。
儘管古文語法没有時態，詩歌中的時態或時間的概念往往是依靠特定的時間指示詞、副詞或句子意思變化而體現的。
蘇軾《蘇軾詩集》第2册，第340頁。
張鳴《宋詩菁華——宋詩分體選讀》，三民書局，2016年，第56頁。
唐庚《唐庚詩集校注》，中華書局，2016年，第201頁。
張鳴《宋詩菁華》，第257—258頁。
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是清代黄遵憲（1848—1905）的《舟中驟雨》，此詩是黄遵憲乘船前往香港途中所作，即海上遇雨：“極天唯海水，水際忽雲横。雲氣隨風走，風聲挾雨行。鵬垂天欲墮，龍吼海齊鳴。忽出風圍外，滄波萬里平。”此詩描繪的既是時間變化，同時也是空間變化，即黄遵憲所乘之船，從一開始無雲的地方駛入了有積雨雲的地方，之後又駛離了這片區域。見黄遵憲《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上册，第401頁。
四層以上的“時間遞進”或許也會存在，但暫時没有找到適合的例子。
《全宋詩》第63册，第39755頁。
同上書，第10册，第6863頁。
將“時間遞進”安置在律詩中間兩聯的例子，可參考賀鑄（1052—1125）的《宿芥塘佛祠》，見賀鑄《慶湖遺老詩集校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5頁。將“時間遞進”安置在律詩前兩聯的例子，可參考李彌遜（1085—1153）的《東崗晚步》，見《全宋詩》第30册，第19286頁。將“時間遞進”安置在律詩後兩聯的例子，可參考王安石的《葛溪驛》，見王安石《王荆文公詩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中册，第894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7册，第2362頁。
周劍之《宋詩叙事性研究》，第260—261頁。
文同《文同全集編年校注》上册，第156頁。
同上書，第215頁。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第153頁。
王安石《王荆文公詩箋注》中册，第744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7册，第2155頁。
同上書，第2册，第483頁。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第124頁。
此處列舉“有關”的四個種類，即“前一句的主語或賓語是後一句的主語或賓語”可以被細分爲以下四種：【甲】前一句的主語是後一句的主語；【乙】前一句的賓語是後一句的主語；【丙】前一句的賓語是後一句的賓語；【丁】前一句的主語是後一句的賓語。在這四種情况中，【甲】最爲常見，而【丁】非常罕見。
單純的“轉折”邏輯在古體詩中更爲常見。
蘇軾《蘇軾詩集》第2册，第618頁。此爲【乙】種。
《全宋詩》第28册，第18319頁。此爲【甲】種。
王安石《王荆文公詩箋注》中册，第520頁。此爲【甲】種。
蘇軾《蘇軾詩集》第2册，第363頁。此聯有倒裝：如果按照詩歌本身的語序，此爲【丙】種；如果將倒裝調整爲正常語序，則“久已謝世事，／猶見思故人”，此爲【甲】種。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下册，第359頁。此爲【甲】種。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第3册，第1346頁。此聯出句有倒裝：如果按照詩歌本身的語序，此爲【乙】種；如果將倒裝調整爲正常語序，則“空自許塞上長城，／鏡中衰鬢已先斑”，此爲【甲】種。
唐庚《唐庚詩集校注》，第528頁。首聯爲【乙】種，尾聯爲【甲】種。
蘇軾《蘇軾詩集》第7册，第2155—2156頁。此兩聯需簡化爲“白衣送酒，／化爲烏有”，則此爲【乙】種。
例如葛兆光在討論虚字作用時，經常將“轉折”與“遞進”混爲一談，見葛兆光《漢字的魔方》，第148—159頁。
李覯《李覯集》，第427頁。
原文誤爲“陳師道”、“憑欄”，見葛兆光《漢字的魔方》，第152—153頁。陳與義詩句，見《陳與義集》下册，第303頁。
或許我們可以嘗試用一個簡單的公式闡釋這種現象（“互補”即等同於係數2）：（轉折＋遞進）*2=2*轉折＋2*遞進
相比較而言，“前因後果”在“對仗”句的“行内邏輯”出現對等的幾率要遠高於“轉折”。
陳與義《陳與義集》上册，第164頁。
《全宋詩》第10册，第6863頁。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第2册，第553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1册，第97頁。
同上書，第2册，第430頁。
同上書，第4册，第1215頁。
同上書，第2册，第407頁。
同上書，第485頁。
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中華書局，2011年，第2册，第259頁。
同上書，第527頁。
文同《文同全集編年校注》上册，第473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4册，第1118頁。
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5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下册，第543頁。
邵雍《邵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册，第406頁。
方嶽《秋崖詩詞校注》，黄山書社，1998年，第255頁。
戴復古《戴復古詩集》，第155頁。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上册，第518頁。
然而毫無疑問，並不是所有以“他日”起始的句子都擁有“假設”邏輯。
《全宋詩》第46册，第28846頁。
同上書，第28848頁。
同上書，第2册，第807頁。
劉克莊《劉克莊集箋校》第6册，第2175頁。
《全宋詩》第16册，第10653頁。
同上書，第2册，第730頁。
同上書，第52册，第32614頁。
同上書，第59册，第37065頁。
黄庚《月屋漫稿》，《四庫全書》第11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2頁。
《全宋詩》第62册，第39103頁。
同上書，第66册，第41195頁。
李覯《李覯集》，第455頁。
王令《王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2頁。
《全宋詩》第3册，第1801頁。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第123—125頁。
高、梅所分類的“假設式”、“與事實相反的條件式”與“前提—結果式”，在根本上都是基於虚構的假設，這三種分類的差異在於强調的時態（過去或將來）和重點（條件或結果）不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高、梅對於例句的分類是建立在英文翻譯的基礎上的，因此很大程度上他們是根據英文的“虚擬語氣”、“過去時態”或“將來時態”而作出的判斷；從中文的邏輯來看，其所舉例子並不是很恰當，且缺乏更加謹慎的説明。
王令《王令集》，第165頁。
《全宋詩》第15册，第10435頁。
項安世《項安世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7—198頁。
《全宋詩》第70册，第43974頁。
華岳《翠微南征録北征録合集》，黄山書社，2014年，第68頁。
《全宋詩》第63册，第39779頁。
同上書，第48册，第29966頁。
同上書，第16册，第10539頁。
同上書，第4册，第2445頁。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第183—185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上册，第102頁。
同上書，下册，第543頁。
同上書，第539頁。
同上書，第314頁。
同上書，第347頁。
同上書，第362頁。
同上書，上册，第270頁。
同上書，下册，第305頁。
同上書，上册，第261頁。
同上書，第142頁。
同上書，第240頁。
同上書，下册，第327頁。
同上書，上册，第267頁。
同上書，下册，第543頁。
同上書，上册，第95頁。
同上書，第232頁。
同上書，下册，第314頁。
同上書，第542頁。
陳與義《陳與義集》下册，第408頁。
在絶句中，蘇軾的《題沈君琴》是的反問與“假設”邏輯組合得最爲緊密的例子：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見《蘇軾詩集》第8册，第2535頁。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2册，第168頁。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第3册，第1371頁。
《全宋詩》第52册，第32658頁。
同上書，第46册，第28374頁。
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第1405頁。
邵雍《邵雍全集》第4册，第80頁。
《全宋詩》第54册，第2856頁。
同上書，第56册，第35073頁。
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下册，第530頁。
同上書，上册，第77頁。
同上書，下册，第306頁。
同上書，第555頁。
同上書，第536頁。
同上書，第545頁。
同上書，第305頁。
同上書，上册，第215頁。
同上書，下册，第532頁。
同上書，上册，第118頁。
同上書，下册，第301頁。
同上書，第304頁。
同上書，第546頁。
同上書，第548頁。
蘇軾《蘇軾詩集》第1册，第96—97頁。
同上書，第6册，第2071頁。
《全宋詩》第2册，第722頁。
同上書，第734頁。
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册，第168頁。
張鳴的解讀爲：“上句問，下句答，意思却是先聽見遠處傳來雞鳴，推知有人家，但因其高遠，在視線之外，故有上句之問。”相關論述見張鳴《宋詩菁華》，第181—183頁。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第125頁。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第186頁。
乾隆《御製詩五集》，《四庫全書》第1309册，第408頁。
確切地説，應該是宋人的思維模式影響了明代詩人；明代詩人可以很輕易地模擬唐詩的内容與修辭，但很難模擬唐人的思維模式——不過這只是我個人基於有限的閲讀經驗做出的假設。
“流水對”的概念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定義，終究是一種偏向於印象化的批評詞匯。一般以爲“上下句意思連貫”便可以被稱爲“流水對”，但如果僅僅是以意思是否連貫來作爲判定“流水對”的標準的話，實際上每個讀者對於“意思連貫”的理解都是不一樣的。
燕卜蓀《朦朧的七種類型》，第1—3頁。
另外，所謂“以文爲詩”，或許也是將文中“清晰”的邏輯表達方式植入詩中。
唐詩也是在追求“朦朧”的邏輯效果，但却不加掩飾地直接將“朦朧”呈現出來。
燕卜蓀《朦朧的七種類型》，第11—14頁。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第40—44頁。
譬如針對唐詩中出現的顔色的分析以及唐詩中情感元素的分析：Yufang Hou and Anette Frank，“Analyzing Sentiment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in Proceedings of the 9 th SIGHUM Workshop on Language Technology for Cultural Heritage，Social Sciences，and Humanities（2015），pp.15-24.Chao-Lin Liu，Hongsu Wang，Wen-Huei Cheng，Chu-Ting Hsu，and Wei-Yun Chiu，“Color Aesthetic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Complete Tang Poems：Explorations and Discoveries，”in Proceedings of 29 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2015），pp.132-141.
最爲典型的案例即是“Syntactic Pattern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s：A Quantitative Study”（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語法模式：一個量化研究）一文，該文采用了大數據方法分析《全唐詩》，進而證明了一個人盡皆知的常識，即高友工、梅祖麟提出的唐代律詩前三聯以“意象性”語言爲主，尾聯以“推論性”語言爲主。然而該研究存在着較大的漏洞，尤其是忽略了中文語法的複雜性，没有對“意象性”或“推論性”語言在詞性（part-of-speech，POS）的層面進行準確的定義，甚至對於單字的詞性判斷都出現了明顯的錯誤（第84頁對於“日色冷青松”句中“冷”字的詞性判斷爲形容詞，實際上應爲動詞）。見John Lee，Yin Hei Kong，Mengqi Luo，“Syntactic Pattern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s：A Quantitative Study”，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Vol.33，No.1（2018）.
錢鍾書《談藝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5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