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州逸黨”：一個京東士人的内部集團

正如本文序章所述，祝尚書先生認爲，稱贊景祐元年狀元張唐卿的“東州士人”爲“東州逸黨”。然而，筆者認爲對於上述二者是否完全重合，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究。

有多種書籍都留下了關於“東州逸黨”的記載。例如，《宋史》卷二〇一文苑傳四顔太初傳中寫道：“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顔）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儒林公議》卷下（《稗海》本）寫道：“范諷，齊人，性疏誕，不欲小節。……好朋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時人顔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識者亦以諷非廊廟器。”等等。對上述兩則記述内容進行整理後可得，“東州逸黨”包括了范諷（980左右—1041？，齊州即今山東省濟南市一帶人）、石延年（994—1041，宋城即今河南省商丘市人）、劉潛（生卒年不詳，曹州定陶即今山東省定陶區人）三人，以及仰慕其態度豪放不羈和行爲不拘禮儀的一群後生。此處令人在意的是，張唐卿到底憑借哪些特質吸引了這些放蕩不羈的東州逸黨。原來在他的墓誌銘中，記述了其異於常人的事迹。張唐卿因父親去世而悲傷至極，晝夜痛哭，並最終導致自己也身患惡疾而吐血身亡。但正如其墓誌銘的作者韓琦所述，這是張唐卿生來特有的“純孝”秉性的體現。比起“東州逸黨”，不如説張唐卿更加受到身爲東州逸黨批判者的顔太初（生卒年不詳）、孔道輔（986—1039）等禮法之士的喜愛。而顔太初和孔道輔，分别是顔回和孔子的後裔，當然也都爲京東士人（前者是徐州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後者是曲阜，今山東省曲阜市人）。换而言之，對於范諷等人的批判，都來自京東士人。如果根據祝尚書先生的想法，將“東州士人”與“東州逸黨”看作同一群體的話，贊賞張唐卿的就僅限於京東地區的一部分士人。然而除了與范諷、石延年私交甚篤的石介，張唐卿還受到過范仲淹的稱贊。因此，没有必要將“東州士人”局限於“東州逸黨”的範圍内。這裏的“東州士人”一詞即如字面意思所示，應該爲全體東州士人的泛指。

也有意見認爲，“東州逸黨”不拘泥於禮節的豪放言行，是欲出仕而不得、抑鬱潦倒的表現。比如歐陽修在《釋秘演詩集序》（《四部叢刊》本《居士集》卷四一，《歐陽文忠公集》卷四一）中提到石延年時稱：“（石）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才。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他們想參預國政的心理，與本文所述的京東士人精神相通。在“東州逸黨”之中，作爲政治家最爲活躍的可謂是范諷，而他也是一位有着旺盛諫諍精神的人物。范諷在任諫官時，積極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而這種“詭激多妄言”的諫諍精神，甚至引起了曾經共事的宰相吕夷簡（979—1044）的憎恨（《續資治通鑑長編》景祐二年）。（與吕夷簡在政治上對立的李迪與范諷有姻親關係，而吕對范的批判或是由李、范二人的上述關係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在“東州逸黨”的批評者身上也存在着與其同樣的氣質。《宋史》本傳在提到官位並不十分顯赫的顔太初時稱其“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從中可知顔好以詩刺世。多達一百二十句的《東州逸黨詩》可證其實。而孔道輔的事迹則見於《東都事略》。該書卷六〇寫道：“（孔）道輔性鯁直，遇事無所避。”天聖九年（1031），身爲右正言的孔道輔上疏請求劉太后還政於仁宗。又，明道二年（1033）郭氏廢后事件發生時，他與范仲淹等人伏身於垂拱殿門前，請求仁宗打消此念。如此過激的上奏也作爲著名事件流傳至今。

從禮的規範來看，“東州逸黨”與其批評者雖然各自立場不同，但從“京東士人”這一大角度來看，二者又都以直言諫諍的姿態來積極參預國事。明道二年，章獻太后崩，仁宗始得親政，而石介便寄簡時任諫官的范諷與孔道輔，鼓勵他們積極爲仁宗獻言獻策（《上范中丞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二；《上孔中丞書》，同卷一三）。究其原因，無疑在於石介期待來自同地的范、孔二人能够在朝廷大展身手。而對富有諫言精神的景祐元年狀元張唐卿表示支持的正是包含“東州逸黨”在内的廣義上的東州一帶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