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頽放”説的提出
“宋詩頽放”一語，據清人記載，出於徐乾學之口。鄭方坤在爲汪懋麟詩抄作傳時説：
（汪懋麟）嘗大會名士於都城之祝氏園，酒半揚觶，言欲盡祧開元、大曆諸家，獨尊少陵爲鼻祖，而昌黎、眉山、劍南而下，以次昭穆語，悉數未可終。崑山徐健庵先生獨抗論與争，謂宋詩頽放，無藴藉，不足學，學之必損風格。君子一言以爲知，奈何用偏詞取快一時。辨難喧呶，林烏皆拍拍驚起。①
考汪懋麟《城南山莊畫像記》，“大會名士於都城之祝氏園”是在康熙壬戌即二十一年，與會者爲王士禛、徐乾學、陳廷敬、王又旦及汪懋麟五人②。酒酣論詩，汪懋麟黜唐而宗宋，推尊杜甫、韓愈、蘇軾、陸游；徐乾學議論與之不合，批評宋詩“頽放，無藴藉”，因而“不足學，學之必損風格”。當時二人互相辯難，争辯聲甚至驚起林烏，足見現場的緊張氣氛。
對於同汪懋麟辯難之事，徐乾學《十種唐詩選書後》亦有記載，不過略有出入，徐乾學告誡汪懋麟説：
季甪君，新城弟子，升堂矣，未入於室。新城先生之才，足以揮斥八極，丹青萬物，其學問廣博而閎肆，年少通籍，四十餘年，爲風雅宗主，海内學者趨之如龍魚之歸淵澤。先生誨人不倦，因才而篤，各依其天資，以爲造就。季甪但知有明前後七子剽竊盛唐，爲後來士大夫訕笑，嘗欲盡祧去。開元大曆以前尊少陵爲祖，而昌黎、眉山、劍南以次昭穆，先生亦曾首肯其言。季甪信謂固然，不尋詩之源流正變以合乎國風雅頌之遺意，僅取一時之快意，欲以雄詞震盪一時，且謂吾師之教其門人者如是。先生漁洋前後集具在，惟七言古頗類韓蘇，自餘各體，持擇不可謂不慎，選練不可謂不精，其造詣固超越千載，而體制風格，未嘗廢唐人之繩尺。君熟讀自得之，何可誣也？③
這段話中，徐乾學首先指出汪懋麟誤解其師王士禛的詩學觀點，認爲漁洋作詩並非宗宋，諸體中只有七言古體類於韓蘇，其他則未嘗廢唐人繩尺。其次，他反對汪懋麟祧唐祖宋，專學杜甫、韓愈、蘇軾及陸游，認爲這違背“國風雅頌之遺意”。不過此處徐乾學雖對汪氏學宋不滿，對宋詩也有所批評，但並没有使用“宋詩頽放”這種説法，這是否説明鄭方坤的話不符合實際情况呢？對此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鄭方坤所撰詩人小傳多參考前代史料，所以關於徐乾學與汪懋麟之争的記載也應該有出處，只是筆者暫時尚未發現這一來源。二是徐乾學在《十種唐詩選書後》一文中未明言“宋詩頽放”，可能因爲此文在心平氣和的情境下所寫，省略了辯論時很多激烈的言詞，並不代表他未曾説過此話。畢竟徐乾學對宋詩是堅决抵制的，當舉世都指責王士禛學宋時，他極力爲其辯護，説漁洋“雖持論廣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諸家之詩，而選練矜慎，仍墨守唐人之聲格。或乃因先生持論，遂疑先生續集降心下師宋人，此猶未知先生之詩者也”。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唐詩高於宋詩，所以王士禛不可能“下師宋人”。宋人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人中，“渾涵汪茫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别有所師”。若説蘇、陸還能得唐人意趣的話，那麽他最反感的是其時詩壇學楊萬里、鄭清之一路俚俗詩風者，他説：“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毋亦變圓而不能成方者與？”④可以看出，徐乾學站在唐詩爲正宗的立場看待宋詩，對宋人俚俗詩風極爲不滿。因此他雖然未在文章中直接説出“宋詩頽放”之語，但于宋詩評價不高却是不争的事實。
這個問題還可以從另一面考察，即汪懋麟的詩風特徵與宋詩及“頽放”的關係。汪詩宗宋是毋庸置疑的，徐乾學《祭汪蛟門文》云：“至于論詩，余守貞則，君宗蘇、陸，優入其域。”⑤而他之所以走上這條詩學道路，與其生活境遇有關。其《見山樓詩集序》有云：
二十以後，余謬通籍，趨走中書，去家四年，俯仰不給，遂大困。兄里居奉先人養，省試又屢蹶，南北俱失意，窮愁無聊，益肆志爲詩，郵書緘寄無虚日。兄之學務典實，喜辨駁，故博而該，詳而有體，確守古人律度，無毫髮失。余性通脱，懶於讎較，又不肯强記，遂頽唐自恣，按以古人之法，不知何如已。⑥
此中所云因生活困頓爲詩遂“頽唐自恣”，從而走上宗宋的道途；《百尺梧桐閣詩集》凡例中他又説：“庚戌（康熙九年）官京師，旅居多暇，漸就頽唐，涉筆于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之間，原非邀譽，聊以自娱。”可以看出，他所説的“頽唐”，是指詩風效法韓、白、蘇與陸。由此可以看出，在汪懋麟的觀念中，宋詩特别是蘇、陸詩風是“頽唐”的，而開啟宋詩特徵的韓、白詩風亦是如此。這種詩風正好契合他落魄的身世和消極的情緒，故在這種境遇中特别尊崇之。徐乾學所云宋詩“頽放”，與汪懋麟自云“頽唐”，表述雖有一字之差，實際上意思相同，都是由陸游所云“頽然自放”演化而來。在他們城南山莊聚會之前，徐乾學也曾規諷過汪懋麟，後者意識到其詩風的樸野，也想改而更張，康熙十九年汪懋麟作《贈徐贊善》組詩五首，其三云：
雅頌不可作，洶洶江河下。反古爲清吟，態度實瀟灑。懋也肆狂縱，蘇陸間披瀉。對君慚冠裳，短衣不掩踝。往往奉良誨，磨治到礫瓦。黽勉就追琢，庶幾救樸野。習氣苦未知，此過行將寡。⑦
他在“肆狂縱”的情况下效法蘇、陸，面對徐乾學宗唐之詩，不禁有自慚形穢之感，於是企圖向他靠攏，以挽救其“樸野”的詩風。這種“樸野”詩風，顯然也是趨於“頽唐”的結果。也就是説，汪懋麟將其宗宋詩風視爲“頽唐”，那麽針對好友的詩學傾向，徐乾學也可能以“宋詩頽放”加以規勸。所以儘管此語僅鄭方坤提及，在徐氏文集及相關材料中尚未發現其語源，但根據徐氏的詩學觀及汪懋麟的詩風取向及特徵，也可以看出“宋詩頽放”之説並非毫無依據。
其實以“頽放”、“頽唐”概括宋詩特徵的並非僅徐、汪二人，清初以至乾隆時期，以此指責宋詩者大有人在。那麽，清人爲何如此概括宋詩風貌呢？這種詩風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對這些問題的考察，或許可以一窺清代宋詩觀的内核及理論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