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
包弼德（Peter Bol）《一部文人雜志和宋朝知識史》，《宋元研究》（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25（1995），第121—152頁。
晁公武、趙希弁著，孫猛注《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990］。
陳威（Jack Chen）《簡介》，收入陳威、史嘉柏（David Schaberg）主編《閑話：傳統中國的人言與軼聞》（Idle Talk:Gossip and Anecdote in Traditional China），加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中華帝國信息秩序中的冷門領域：政府文件的傳播和商業出版》，《哈佛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6（2006），第145—188頁。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蘇轍在北方見到什麽？中國宋代出版法規、國家安全與政治文化》，《通報》（T’oung Pao）92（2006），第466—494頁。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中華帝國私人和朝廷書籍收藏的遺失話語》，《圖書館趨勢》（Library trends），55：3（2007）特刊《戰争、革命和社會變革時期的圖書館》（Libraries in times of war，revolution，&social change），第404—420頁。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邸報”和“簡報”——朝廷新聞的官方看法和非官方解讀》，《漢學研究》27.2（2009），第167—200頁。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四庫全書〉難道不够嗎？反思新數字工具帶來的影響》，2014年2月20日“交流和帝國：比較視角中的中國帝國”會議（Communication and empire：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ference）論文（http：／／chinese-empires.eu／blog／isnt-the-siku-quanshu-enough-reflections-on-theimpact-of-new-digitaltools-for-classical-chinese／）。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筆記”的生産和傳播》，收入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戴仁（Jean-Pierre Drège）主編《印刷没有利潤？中華帝國的非商業書籍》（Imprimersans profit?Le livre non commercial dans la Chine imperial），德羅兹出版社，2015年，第19—47頁。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信息、版圖和網絡：宋代中國的帝國危機和維持》（Information，Territory，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5年。
艾思仁（Sören Edgren）《南宋杭州出版印刷》，《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62（1989），第1—212頁。
艾朗諾（Ronald C.Egan）《宋代中國的書籍印刷及其阻力》，2005年4月29日“中國印刷文化的早期發展”會議（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int culture conference）論文，劍橋，馬薩諸塞州。
艾朗諾（Ronald C.Egan）《細數海底的沙粒——宋代書籍和學習觀的嬗變》，收入賈晉珠（Lucille Chia）、魏希德編《第一印象：中華帝國的印刷文化史（8世紀—14世紀）》［First Impressions:the Cultural History of Print in Imperial China（8th-14th Centuries）］，博睿出版社，2011年，第33—62頁。
艾朗諾（Ronald C.Egan）《宋代筆記的作者意圖——以周煇〈清波雜誌〉爲例》，2014年1月9日“中國歷史上作爲士人交際源頭的信件和筆記，900—1300”會議（Letters and notebooks as sources for literati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900-1300）論文，彭布羅克學院，劍橋。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秦檜與道學》，《哈佛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8（1998），第59—146頁。
賀姝祎《王明清與〈玉照新志〉》，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黄啓江《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九州學林》4.4（2006），第60—102頁；5.1（2007），第36—83頁。
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與知的風景》（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2年。
井上進《藏書和讀書》（藏書と讀書），《東方學》，1990年，第409—405頁。
哈羅德·拉夫（Harold Love）《文本的文化與商業：17世紀英國的手抄本出版》（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exts: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麻省大學出版社，1988年。
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和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年。
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中國的印刷優勢》，收入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周啓榮（Chow Kaiwing）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印刷和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5—104頁。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台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
錢存訓《紙和印刷》，《中國科技與文明》第5卷第1分册，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年。
王明清《揮麈録》，中華書局，1961年。
霞紹暉《王明清〈揮麈録〉考述》，《宋代文化研究》13—14（2006），第789—798頁。
張劍《王銍及其家族事迹考辨》，《文學遺産》2012年第2期（http：／／wxyc.literature.org.cn／journals＿article.aspx？id=1084）。
張明華《王明清著述考》，《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31（2009），第11—14頁。
（常方舟 譯）
（作者單位：荷蘭萊頓大學；譯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①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和《中國的印刷優勢》；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以及《藏書和讀書》。關於媒介和閲讀感的變化，參見艾朗諾《宋代中國的書籍印刷及其阻力》以及《細數海底的沙粒》。
②拉夫《文本的文化與商業》。
③拉夫《文本的文化與商業》，特别是第79—83頁。
④王明清《揮麈録》，第42頁。
⑤霞紹暉《王明清〈揮麈録〉考述》。
⑥有關現存和已佚宋版情况，參見王明清《揮麈録》出版説明和清人書志筆記（第364—391頁）。總計至少包括前三録三種刊本、現存的宋版全本（龍山書堂本）、黄丕烈提及的臨安陳氏刊本（已佚）、經過大量修訂的晚宋《百川學海》。龍山本扉頁上提到的《前録》秀州刊行本，與王明清（《後録》跋文）和趙不謭（全本的評論）所指的是一個版本還是不同版本，尚不得而知。
⑦王明清也出版了其他筆記：除《揮麈録》外，他的朋友趙不謭在1200年指出《投轄録》《清林詩話》《玉照新志》皆爲王明清所著（王明清《揮麈録餘話》趙不謭跋，第328—330頁）。有關綜述可參見張明華《王明清著述考》，以及賀姝祎《王明清〈玉照新志〉》。
⑧魏希德《信息，版圖和網絡：宋代中國的帝國危機和維持》第六章到第八章。第七章探討了筆記明確表達出來的趣味；第八章提出，王明清對金有支持開戰的立場，因此在南宋早期派系鬥争中站位明確。第六章提及《揮麈録》的出版史，但論文未就讀者出版進行範圍更廣的討論。
⑨關於筆記缺乏叙述結構的看法，參見陳威《簡介》，第4頁。
⑩包弼德曾寫過關於張耒《明道雜誌》知識日程的文章，艾朗諾最近也寫了一篇有關周煇《清波雜誌》體現出的明確的政治立場，見包弼德《一部文人雜志和宋朝知識史》和艾朗諾《宋代筆記的作者意圖》。
⑪王明清《揮麈録》，第42頁。
⑫同上書，第43—45頁。
⑬同上書，第42頁。
⑭同上書，第330頁。
⑮同上書，第223頁。在更晚些的序言中，趙不謭證實了《揮麈録前録》的印刷流通。在對影宋抄本的記録之中，清代書志學家張元濟曾轉録一則題記，稱《前録》印行於秀州，即王明清家族居住的轄區。這些文字都囊括在《揮麈録》之中，第330、368頁。
⑯《揮麈録》，第43頁。信中提到李垕尚在史館供職，因此定是作於其過世的1180年之前。王明清曾提及，李垕於1175—1176年間擔任國史實録院編修檢討官；信的寫作時間很可能就在這一時期。
⑰《揮麈録》，第44—45頁。
⑱同上書，第42—43、223頁。
⑲郭九惪指王璆爲“清流”；筆記中從未提及王璆的任何頭銜，表明他没有職級。
參見魏希德《“筆記”的生産和傳播》。
《揮麈前録》卷一前所附材料，未標頁數。
對此問題進一步的討論，參見魏希德《中華帝國私人和朝廷書籍收藏的遺失話語》。
對於王明清直系宗族的職業和社會關係的詳細闡述，參見張劍《王銍及其家族事迹考辨》。
參見魏希德《中華帝國信息秩序中的冷門領域》。
魏希德《信息，版圖和網絡：宋代中國的帝國危機和維持》第七章。
《揮麈録》，卷一第18條（所引《揮麈録》爲中華書局版。序跋材料以及它們在《揮麈録》系列筆記中出現的位置都得到了作者的確認。爲了方便起見，當引用包括頁數的時候，也標上了中華書局版《揮麈録》的頁數）。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第39—40、66、84—85、104、107—108頁。
《揮麈録》，卷一第65條。
同上。
同上書，卷二第182條。
同上書，卷二第210條，卷二第220條，卷二第265條。
蔡涵墨認爲原文指的是王明清舅舅曾惇（活躍時期：1136年）的母親，當時王明清方從曾惇而居，蔡涵墨《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第94頁。
《揮麈録》，卷二第241條。
同上書，卷二第129條，卷二第235條，卷二第185條。
同上書，卷二第137條。
同上書，卷一第18條。
艾朗諾《宋代中國的書籍印刷及其阻力》。
黄啓江《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
《揮麈録》，卷二第181條。
同上書，卷一第65條。
同上。
同上書，卷二第184條。
對秦熺在書籍收藏、鑒賞和國史編纂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和王氏家族的往來，參見蔡涵墨《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秦檜與道學》尤其是第61、71—72、92—94、115頁。
《揮麈録》，卷二第174條。
同上書，卷二第133條。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舉了一些要求並未得到同意的例子。
《揮麈録》，卷二第241條。
同上書，卷二第158條。
同上書，卷二第108條，卷二第272條。
同上書，卷二第241條。
同上書，卷二第245條。
同上書，卷二第176條。
同上書，卷二第114條，卷二第182條，卷二第265條。
同上書，卷二第181條。潘美月，第36—38頁。
同上書，卷二第181條。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55—56、89頁。
同上書，卷二第157條。
這些書目爲《遂初堂書目》（約1190年）、《直齋書録解題》（約1249年）和《郡齋讀書志》（1151—1240年代）。
魏希德《中華帝國信息秩序中的冷門領域》，第182—183頁。
《揮麈録》，卷二第144條。
同上書，卷二第136條。
同上書，卷一第17條。
蔡涵墨《一個邪惡形象的塑造：秦檜與道學》，尤其是第61、71—72、92—94、115頁。
《揮麈録》，卷一第74條。
同上書，卷二第159條。
同上書，卷二第185條。
同上書，卷二第176條。
同上書，卷二第115條。
同上書，卷二第265條。
同上書，卷二第114條。
同上書，卷二第225條。
同上書，卷二第126條。
同上書，卷二第125條。
同上書，卷一第87條。更多有關選集的細節並未包含在《揮麈録》之中，不過，據晁公武和趙希弁所述，《骨鯁集》被描述爲以諫疏爲主的朝廷官方文獻，《郡齋讀書志校正》（約1151—1240年代），卷一四，第656—657頁。
《却掃編》由尹氏書肆印刷，參見艾思仁《南宋杭州出版印刷》，第94頁。《揮麈録》的情况參見上文。
不過，現存的印本很可能没有經過作者和第一手的讀者的審讀和核準。王明清序文有關《揮麈録》後録的材料描述和現存版本之間存在矛盾之處。據王明清所述，《揮麈録》後録包含170條筆記；現存最通行的版本則有205條筆記。目前尚無對龍山書堂本和誤題楊萬里作《百川學海》本的詳細比對。現代學者的一個共識是，該版本是王明清（1127—1214以後）所撰標題相似的筆記的一個節本，但對該版本是基於王明清作品更早還是更晚的版本這一點上仍有分歧。參見《揮麈録》的編輯前言。對宋版和四庫全書版之間的矛盾討論，參見魏希德《〈四庫全書〉難道不够嗎》。
《揮麈録》，卷二第291條。
拉夫《文本的文化與商業》，第189頁。
有關敏感的政治性材料印刷禁令的頻繁頒布以及違禁活動的頻仍進一步支持了這一觀點。魏希德《蘇轍在北方見到什麽？》和《“邸報”和“簡報”》都對禁令有所探討（圖表參見http：／／nclcc.ncl.edu.tw／ccs／image／01＿027＿002＿01＿07.pdf）。
【注释】
[1]本文基於2010年5月15日在哈佛大學舉辦“中國傳統中的手抄本文化”研討會提交的會議論文而成。我要感謝會議的組織者田曉菲以及此文的評論人，特别是李惠儀（Li Wai-Yee）、包筠雅（Cynthia Brokaw）、安·布萊爾（Ann Blair）和朱銘堅（Chu Ming-kin）。此文原發表於《東亞出版與社會》（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第6期，2016年，第54—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