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五四”承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馬列主義文藝觀的指導下，文學研究出現了新的變化，文學作品的人民性和思想性更受重視。其實，强調人民性與“五四”時代的重白話、重民間有着很深的淵源，强調文藝作品扎根人民群衆，優秀作品是由人民群衆創造出來的，就是民間性的極端化表達。因此，對於文學史的描述可以沿用“五四”時代的框架，在用詞上加以修正即可。
詞體文學的研究也不例外，依舊按照胡適的三分演進公式進行叙述，只不過格外突出人民性、現實性、階級鬥争性和思想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對愛國主義的廣泛宣揚使得文學中感慨國仇家恨、體現民生疾苦的作品被推到評價的頂峰，這樣一來，建炎南渡這一南北分界線愈發重要，由此凸顯出的詞風變化也更加受到學者的關注，於是對於詞分南北的闡釋又出現了新的面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詞學宏觀論述不多，最全面詳盡體現當時觀念的當屬胡雲翼初版於1962年的《宋詞選》序言。胡雲翼對宋詞的發展作了全面的總結，首先以詞分南北的框架將詞分成南北宋兩個部分，並以士大夫和人民的對立作爲論述的出發點。胡氏在序文裏極力貶低晏殊、歐陽修的創作，認爲他們的詞篇“内容庸俗無聊，内容空洞無物，正和當時風靡一時的西崑詩一樣，必然爲人所厭棄”
。同時他大大抬高柳永的地位，但並非和傳統詞家那樣强調柳氏對慢詞的貢獻：
（柳永）善於用民間俚俗的語言和鋪叙的手法，組織較爲複雜的内容，用來反映中下層市民的生活面貌。他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市民氣息。這是柳永詞不同於晏、歐一派局限於知識分子自我欣賞的狹隘範圍的特徵，也就是柳詞受到一般市民歡迎而風行一時的主要原因。
北宋文人詞裏有俚、雅之分，始於柳永，他完全不顧士大夫的輕視和排斥，使用極其生動的俚俗語來反映中下層市民的生活面貌，一手建立了俚詞陣地，和傳統的雅詞分庭抗禮。
柳永的時代相當於胡適三分法的歌者之詞，胡雲翼依照人民性的標准將柳永視爲這一時期的典範，更加深入了對柳詞之俗的接受，而柳詞的雅化功績被深深隱去。然而柳詞的思想性畢竟不足，因此還有演變提高的空間。於是胡雲翼在柳永之後簡單論述了蘇軾的意義，相當於胡適所言的詩人之詞，然而胡雲翼對蘇軾的評價着重於其對詞體的革命，此外别無其他，似是爲下引這番對於南宋之詞的論述打下基礎：
詞至南宋發展到了高峰。向來人們都認爲宋朝是詞的輝煌燦爛的黄金時代，如果把這話説確切一點，這光榮稱號應歸之於南宋前期。這時期愛國主義詞作突出地反映了時代的主要矛盾——複雜的民族矛盾，放射出無限的光芒。
如果没有蘇軾以詩爲詞的開拓，南渡諸人自然没有在詞中反映時代矛盾的文體基礎，然而他們之所以成爲高峰，關鍵在於其間突出地體現了愛國主義思想，這是蘇軾詞缺乏的，也成了詞分南北的重要標準。而“中原淪陷和南宋偏安的歷史巨變，激起了南渡詞人的普遍覺醒，整個詞壇的精神面貌爲之一新”
云云又將政治事件認作是詞分南北最重要的原因。於是，三分法中的最後一個部分姜夔時代便被無情貶低，被稱作“逃避現實，偏重格律的逆流”。
顯而易見，胡雲翼在新觀念指導下的論述其實和其20世紀30年代時的論述框架並没有太大的變化，還是先南北合一，統分爲三家，即柳永—蘇軾—姜夔。然後再根據詞分南北，將蘇軾時期一分爲二，北宋部分是開拓期，而南宋部分則是繁盛期，儘管辛棄疾是最高峰，但是他的創作精神還是蘇軾以詩爲詞的那一套，而詞中體現的愛國主義情懷，則更多來源自建炎南渡這一歷史事件，因此不能算是在蘇軾時期之後又增添了一段辛棄疾時期。不過，先稼軒後白石的發展順序還是一如既往地清晰。
諸如胡雲翼這樣在民國時期就已有成熟思考的學者大多持類似意見，而新時期的詞學研究者更多關注詞人個體的新論，即用馬列主義文藝觀重新闡釋著名詞人的作品，故而没有對詞分南北説有什麽突破。然而這些闡釋也都用力於在詞篇中尋找愛國主義情感。以辛棄疾爲例，“一九四九年以來，辛詞研究也是個熱門。除了有關專著，發表在報紙雜志上的談辛文章，佔了全部詞學研究文章的六分之一。但是，絶大多數研究者，其論著都集中在對於若幹首‘愛國詞’的討論上。有的研究者對於辛棄疾的愛國行動及其詞作所體現的愛國主義思想内容，給予熱烈的贊頌，以爲辛棄疾詞是宋詞發展到高峰的標志”
。因此，這一時期的詞學研究可以視作愛國主義時期，詞分南北的框架依然牢固，然而南宋之重於北宋却是出自一個全新的價值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