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東士風：直言與諫諍
就山東一帶的士人對仁宗朝前期的文學革新是否起到了作用這一問題，程傑先生已在《北宋京東文人群體及其詩文革新實踐》中進行了詳細論述。⑥如同標題所示，程先生將出生於北宋前期行政區劃之一的京東路的文人以及與該地區有深度關聯的文人統稱爲“京東文人”，並對其進行了考察。
據《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的記載，京東路包括了現今山東省的大部分、河南省的商丘市、江蘇省徐州市、淮陰市以及宿遷市附近的區域。從文化角度來説，京東路屬於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輩出的齊、魯流域，而得以傳承保留儒學傳統。以石介爲首，衆多爲宋學發展作出貢獻的思想家皆誕生於此。在經濟方面，該地又憑借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實施的灌溉事業以及發達的交通網等優勢成了中央財政的重要供給源。此外，在科學技術、教育制度和藝術等方面，京東路也在當時處於領先。⑦程先生曾根據《宋史》的傳記對《全宋文》第3至20册所收作品的作者出生地進行了調查，並將有記録者的信息進行了統計。結果表明，穆修（979—1032）前後的人數和整體上的比率明顯增加之地也是京東路。由此可見，京東路是北宋，特别是仁宗朝時期，發展顯著、人才輩出的地區。
京東文人在太宗、真宗朝時期就已經開始活躍在了政治舞臺上。當時，官僚間的派系鬥争逐漸公開化，尤其是在真宗朝過渡至仁宗朝的期間，以丁謂（966—1037）、錢惟演（962—1034）爲首的一派，和以寇準（961—1023）、李迪（971—1047）、王曾（978—1038）爲首的派系展開了激烈的權力鬥争。前者在真宗死後，圍繞在想代替幼小的仁宗掌握實權的劉太后身邊，後者則想要阻止太后攝政，而屬於後者的寇、李、王三人便出生於京東及其附近的地區。
其中，寇準的祖籍爲華州下邽（今陝西省渭南市之北）。但據其父親在後晉的開運年間（944—946）受魏王所招成爲記事參軍並逝於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縣一帶）以及寇準於太平興國五年（980）科舉中大名進士等情况來看，寇準應當生長於大名府。而大名則與京東路相鄰。⑧
據《東都事略》卷四一記載：“（寇）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惡之。”從中可知，寇準生性耿直，這種性格甚至使周圍的人對他敬而遠之。其剛直不阿的個性在他作爲政治家的言行上也有所體現。《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四寇準萊國忠愍公中所引《遺事》形容其喜好直言的性格時稱：“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語曰：‘寇準上殿，百僚股栗。’”⑨直言不諱的態度雖然在政治方面可以得到高度評價，但也往往被君主視爲“一顆燙手山芋”。真宗雖長年欲使寇準任宰相，但一直因其性格剛直而猶豫不决（《宋史》卷二八一本傳）。真宗詢問畢士安（938—1005）與王旦（957—1017）有無合適的宰相人選時，二人都推薦了寇準，但真宗却説寇準“使氣”、“性剛褊”（前者見於劉摯《畢文簡神道碑》（《忠肅集》卷一一，後者見於《涑水記聞》卷六）。從此事足以看出真宗對寇準的評價。儘管真宗如此猶豫，寇準依然於景德元年（1004）與天禧元年（1017）二任宰相，而這也離不開畢士安與王旦（王旦生於大名）對其政治素養的高度評價。在寇準的支持者口中，其人物形象是正直的。例如，他在晚年被丁謂貶到南方後，青州臨淄（今山東省青州市之西北）人賈同（生卒年不詳）在爲其陳冤時説道：“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續資治通鑑長編》天聖八年）
另一方面，在敵視寇準之人的筆下，其形象則與此完全相反。以下引用的是《續資治通鑑長編》至道二年（996）七月丙寅（28日）中的一則關於寇準被貶時的記事：
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具奏且言：“吕端、張洎、李昌齡皆（寇）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皆準所爲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上）召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爲也。準性剛强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争，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
康戩（生卒年不詳）上告太宗稱寇準擅權亂政，用人不公。與寇準私交甚厚的吕端（935—1000）因恐受牽連而向太宗闡明實情。這也可以理解爲吕端爲了向當時與寇準對立的康戩一方靠攏，而對前者作出了性格“剛强自任”的評價。對於同一位人物的性格，其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評價有着天壤之别。有趣的是，康戩的“任胸臆”這一表述，與形容“太學新體”的“妄肆胸臆”一詞有着相同之處。雖然“任胸臆”並非單是針對寇準喜好直言的性格而作出的評價，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這一用來評價某一政治家言行或態度的話語和形容科舉作文特徵時所用的表述存在類似。
寇準一派中的李迪和王曾皆在寇準之後作爲宰相而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宋史》卷三一〇評價二人爲言辭正直、態度嚴謹的“賢相”。其原文如下：“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李）迪、（王）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
李迪出身濮州（今山東省鄄城縣北），其曾祖父爲避五代戰亂而移住此地。憑借其剛直、桀驁不屈的性格，李迪廣爲時人稱贊。例如張方平爲其所作的墓誌銘中可見如下評價：“天資剛勁，秉心醇一，雖歷危難艱阻，僅全折而不撓，正色益厲，當軸處中，用是亦弗能久也。”⑩此外，李迪和寇準一樣，經常向天子諫言。《涑水記聞》卷八（學海類編本）中有如下記載：
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宫不動摇，迪之力也。
在其他的臣下因害怕而不敢勸諫之時，唯獨李迪挺身諫言。如此積極地諫言彰顯了李迪的獨特之處。與此同時，正因爲他的諫言有禮有節，纔讓其在政治方面被認可，直登宰相之位。
但是李迪也同寇準一樣，有時會由於這般言行而受到否定評價。在《澗泉日記》卷上（《四庫全書》本）中，可以看到仁宗在評價曾經的名臣之時説道：“李迪之心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從中可知，向天子積極諫言時，如果超過一定限度就會被看做輕率的發言。
王曾，青州益都（今山東省青州市）人士。《東都事略》卷五一中記録了丁謂流放崖州時王曾在朝中的形象：“是時中外洶洶、（王）曾正色立朝，奸邪懼焉。”另外《隆平集》卷五可見如下記載：“天書降，詔作玉清昭應宫。廷臣莫有言者，（王）曾陳五害以諫。”上述諫言的全文可在《續資治通鑑長編》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丁酉（14日）下看到：
知制誥王曾上疏曰：“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皆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禄以貽譏。……”
據王曾本人表示，並非諫官的他在群臣不敢勸諫之時進諫，是意在向陛下表達忠心。雖然王曾嘗表示，在當今朝廷，可以無所畏懼地向陛下諫言。然而從賈同在真宗掌權期間的上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事實並非如此。賈同曾上書批判丁謂諂媚天子，編造出各地出現吉兆等謊言來欺騙天子，並指出“自（大中）祥符（1008—1016）已來，諫諍路塞”（《續資治通鑑長編》天聖八年）。由此可見，王曾就“天書”等事進行諫言時，應當已抱有在政治上招來以丁謂爲首的敵對勢力反感與排擠的覺悟。在這種情况下，王曾仍敢於直言，其難得之處可窺一二。
宋祁（998—1061）在爲其所撰的墓誌銘（《四庫全書》本《景文集》卷五八《文正王公墓誌銘》）中寫道：“復諫署舊員，使正辭謇議日興於朝。”如上所述，王曾不僅自己積極諫言，更推動了整個朝廷進行諫言的風潮。而范仲淹被引薦入朝做官，也正是因王曾讀到其所作《萬言書》而深受觸動纔得以成行（詳見後文，范仲淹也可被看做京東士人之一）。
另外，在王曾的相關資料中，值得關注的還有富弼（1004—1083）《王文正公曾行狀》（《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四）的“公雅善屬文，深茂典懿。有《兩制雜著》五十卷、《大任後集》七卷、《筆録遺逸》一卷，上之。志在諷諫”這一記述。從中可知，王曾將自己的文集獻給天子的目的亦在於諷諫。其做法並不屬於直接的諫言，也不是將相關内容直接寫入作品，而是通過利用上奏文之外的“雜書”、“筆録”進行諷諫。這一點很值得玩味。王曾的這些作品可謂是歐陽修（1007—1072）所著《歸田録》的先驅。歐公編《歸田録》時已過上了隱居生活。歷經數職的他將所見所聞以雜文的形式記録成書並將其作爲對當時自身的慰藉。然而，該書的内容中隨處可見其政治主張與見解。雖方法有所不同，但用如今被主要視爲文學作品的雜文來表達自身政治主張的方法，可謂從王曾的時代便已開始。
以上所舉寇準、李迪、王曾三人，是從真宗朝到仁宗朝初期相繼成爲宰相並活躍在政治舞臺的政治家，並且也是當時京東文人的代表性人物。如上所述，他們作爲政治家所表現出的京東士人的剛直敢言精神，對生活在同一時期的人們影響很大。當然，在並非京東出身的人物中，也有積極諫言的政治家。⑪但是相較而言，在北宋初期，具備這種特質的人物多來自京東地區。比如，《宋史》卷二九三中有傳記的王禹偁（954—1001）、張詠（946—1015）爲山東出身（前者爲濟州鉅野，即今山東省巨野縣；後者爲濮州鄄城，即今山東省鄄城縣北部），並與田錫（940—1003，嘉州洪雅，今四川省洪雅縣之西）一起被稱爲“躬骨鯁蹇諤之節”的名臣。⑫其中尤其值得注目的是，王禹偁此人的存在。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主要分爲兩派。一派以柳開（947—1000）爲首，所作古文晦澀；一派以王禹偁爲首，所作古文雄健暢達。後來作爲權知貢舉的歐陽修也主張作文平易，倡導了排斥“嘉祐太學體”的運動，這一繼承關係使得王禹偁一派的古文在古文復興的歷史上被看作主流。但是，如果從“太學新體”的成因在於京東文人的活躍促使言事之風滲透至士大夫階層這一角度來考慮的話，那麽作爲京東出身的文人並在北宋初期的政界和文壇都舉足輕重的王禹偁也應當與“太學新體”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北宋時期的古文復興，往往被簡單地分爲主流的派系和主流的批判對象來分析。而後者即所謂的非主流派系。但是實際上，北宋時期的古文復興是一段在兩者互相影響下，複雜展開的歷史。
據李善奎先生所述，繼承儒家文化和傳統的山東文人將“憂道樂道，修身治國”的精神作爲理想，對於這一理想的追求表現在：敢於對君主諫言、勇於針砭時弊、不諂媚於人以及見義勇爲。⑬《續資治通鑑長編》至道三年（997）五月丁卯（四日）一條針對御史臺的昭告記載道：“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如其所述，真宗朝以後，人們逐漸認識到諫官直言敢諫的重要性。⑭在此背景之下，山東的文人們一面追求着自身理想和儒家之路，一面也活躍在政治舞臺上。久而久之，受到京東文人影響的其他地域的文人們也逐漸爲其風氣所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