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的蘇詞集——編纂的源流

一、北宋末期的蘇詞集——編纂的源流

山本和義先生把出仕後的蘇軾大致分爲四個時期予以闡述,第一期是從應舉到烏臺詩案;第二期是黄州貶謫的時期;第三期是元祐更化時期;第四期是從嶺南貶謫到去世。而這四個時期,恰恰也可視爲蘇軾文學思想之轉换與變遷期。根據中華書局刊《蘇軾詞編年校注》的繫年,可將各時期的蘇詞數量整理列表如下(※有編年詞292首。未編年詞39首、殘句11則除外)

由上表可以看出,蘇軾詞作大多集中於壯年期。衆所周知,蘇軾前半生文學之集大成的四十卷《東坡集》編成於元祐六年(1091)左右,而時至此年,蘇軾所創作的詞總數爲256首,佔到了今存蘇詞的八成。然而,其時蘇軾並没有編纂專門的詞集。如上所述,蘇軾生前所編文集一般先由門人編輯後經自己改定而成。由此或可推知蘇軾自身對於詞集之編纂熱情要遠遠低於文集,這也反映在今存文獻之中基本找不到有關蘇軾本人對於編纂詞集的片言只語。蘇軾去世翌年的崇寧元年(1102),蘇轍撰述蘇軾墓誌銘,對蘇軾文集加以總括。其文云:

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晩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後集》卷二二)

文中没有言及蘇軾詞集的存在,因此可以推測蘇軾生前没有試圖專門編纂一部詞集。而蘇軾死後,其子弟也未曾有編輯過詞集的迹象。

然而,雖然没有流傳到今,但根據文獻記載,北宋末期已經出現了如下兩本蘇詞集:

(1)張康國本

(2)編者未詳蜀本

這兩本詞集之存在,在曾慥(字端伯,號至遊居士)《東坡先生長短句》的跋文中有言及,其文云

《東坡先生長短句》既鏤板,復得張賓老所編,並載於蜀本者,悉收之。江山麗秀之句,樽俎戲劇之詞,捜羅幾盡矣。傳之無窮,想像豪放風流之不可及也。紹興辛未孟冬至游居士曾慥題。

由知紹興二十一年(1151)曾慥編纂《東坡先生長短句》之前,就有如上之兩本蘇詞集傳世。(1)之張康國(字賓老,1056—1109)是元豐二年(1079)進士,大致屬於蘇軾同時代人,但没有留下曾與有過蘇軾交流的記録。張康國於崇寧三年(1104)九月從翰林學士承旨晉升爲尚書左丞,《續資治通鑑》述其經歷如下:

〔張〕康國,揚州人。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爲屬。及京當國,定元祐黨籍,置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登政府。復以其兄康伯,代爲翰林學士。

張康國是蔡京的親信部下,他參與了刻有包括蘇軾等元祐黨人約一百二十個人名字的《元祐黨籍碑》的設置、對元祐黨人審訊之基本材料《編類章疏》的編纂,是元祐黨禁的中心人物。就是這麽一位一直站在蘇軾之反方的張康國,爲何會去收集蘇軾詞並將其編輯成集呢?

其實,這與張康國身邊交遊及其晚年思想之嬗變不無關聯。張康國的親朋好友之中,不乏有與蘇軾關係親密之士。張康國與張方平(字安道,1007—1091)同樣,出身於揚州張氏家族,而張方平,則是蘇軾、蘇轍應科以後的有力支援者。蘇軾曾校訂張方平别集《樂全先生文集》,並爲其撰寫了序文。張方平死後,蘇軾又爲其撰述墓誌銘,並一直與揚州張氏家族保持着較密切的聯繫。另外,元祐七年(1092)十月,張康國受蘇氏家族姻戚范祖禹之推舉出任饒州教授。從元祐七年到其去世的十八年間,張康國的心腹韓持正(字存中)爲潁川韓氏家族之重要成員。潁川即潁昌府,是蘇軾死後蘇轍與蘇過等蘇氏家族定居的地方。爲了逃避元祐黨禁,范氏家族、韓氏家族等也相繼投親靠友遷居到潁昌府。雖然具體時期還不甚明暸,但韓持正跟蘇轍末子蘇遜(字叔寛)、既是蘇過摯友又與范祖禹出身同一個家族的范寥(字信中)、敬仰黄庭堅而編撰江西詩派圖的吕本中(字居仁)等人都有過交遊

張康國自崇寧四年(1105)二月就任知樞密院事,其時張康國和蔡京之間已經發生隔閡,張康國接到徽宗密令,計劃除掉蔡京。正是在這種政治風雲詭異的緊要關頭,大觀三年(1109)三月,張康國突然撒手人寰。因此對於其死,古來不乏有被毒死之説。劉尚榮先生認爲“其所編東坡詞,當在晩年與蔡京分道揚鑣之後”,即是崇寧四年(1105)到大觀三年(1109)間之事。范祖禹曾評價張康國説其“敏而好學,文雅有餘”。張康國雖然和蘇軾政治立場迥異,且與蘇軾没有過直接的交遊,但他完全可能借助自己的權力、門路與文學才能,編輯出一部蘇詞集。

至於(2)蜀本,則是在蘇軾故鄉附近區域所所刊刻的,雖然可能是當時廣泛流傳的蘇詞本之一,但因文獻無徵,已經無從考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