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至徽宗朝：譜録寫作蔚然成風

二、仁宗朝至徽宗朝：譜録寫作蔚然成風

從仁宗朝起，至徽宗朝，是宋代譜録寫作蔚然成風的時期，其中，又可以劃分爲前後兩期，從仁宗朝（1022—1063），歷英宗朝（1063—1067）、神宗朝（1067—1085），迄哲宗朝（1085—1100）的近八十餘年，是宋代各類譜録寫作大增的時期，而徽宗朝時，除了士大夫的寫作以外，出現了官修的金石圖譜，與當時的復古風潮一起，影響了當時的禮制與審美。

北宋初年，端硯盛行而爲人所稱譽，南唐亡國之後，原産歙地的龍尾石硯的硯石坑，一度因河流改道而停采，至景祐年間，錢仙芝知歙州而重新推考龍尾石硯所在而復采，嘉祐六年至八年，青州紅絲石硯開采，其他地區亦有硯石的開采與取斲，帶來了硯樣與産地的豐富化。至仁宗朝之後，宋人詩歌、筆記中，紙墨筆硯的探討不再僅僅局限於掌故佚事的收集，對於不同硯石的發墨效果、石質良窳的品評，也趨於細緻。在這一時期，宋代的文房譜録，主要有唐詢《硯録》、唐積《歙硯圖譜》、歐陽脩《硯譜》、蔡襄《墨譜》、米芾《硯史》、黄秉《墨譜》、李孝美《墨苑》、趙寅《墨譜》、晁説之《墨經》等，主要集中在硯譜、墨譜兩方面。硯譜的寫作，在宋代有兩種不同的角度，其一是綜合性的對於各地各種硯石的全面條録與評價，其二，是對一地之硯的采石、石病等進行詳細探討，這兩類譜録，在北宋嘉祐治平年間，均已出現。唐詢的《硯録》（又名《北海公硯録》）叙述自己與硯結緣的經歷，並品評自己經手的硯石的高低，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端硯次之。青州紅絲石硯的開采時間非常有限，經過品題後，價值倍增，唐詢的這一評價，在後來引起過不小争議。同樣成於嘉祐治平年間的歐陽脩《硯譜》則叙述了端石、絳州角石、歸州大沱石、青州紫金石、紅絲石等硯石，逐一記録自己用過或聽聞的硯石，並予以評價；米芾的《硯史》，關注經手之物，以爲“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録以傳疑”，其中“用品”、“性品”、“樣品”三條爲發凡起例之篇外，其餘分别討論各種硯石的品性。這些硯譜，往往以各種石硯、瓦硯的品評爲主，而治平年間起開始撰述的唐積《歙硯圖譜》，則第一次將目光聚焦於一地，專叙歙州硯石，分“采發、石坑、攻取、品目、修斲、名狀、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門，關注一地之硯的生産流程，這一著作開啓了歙硯、端硯等一地硯譜的詳細討論。與看重材質的硯譜不同，墨譜重視采松、配膠的配比，關注合墨的匠人技藝。熙寧年間成書的黄秉《墨譜》，增補蘇易簡《文房四譜》中不載的“墨圖式樣”，來明晰墨匠的製墨源流；其後，紹聖年間的李孝美作《墨苑》，分爲圖、法、式三門，一方面繼承了黄秉《墨譜》中墨圖式樣的留存，另一方面，新增了製造墨的工藝過程的配圖，並在“法”中記録合膠等方法，對瞭解宋時製墨工藝很有幫助。北宋崇寧大觀年間，另有一部佚名所編的《硯譜》，内容中彙編了北宋初期蘇易簡《文房四譜》、唐詢《硯録》、歐陽脩《硯譜》等，其中不乏錯誤，以至於陳正敏《遯齋閑覽》中因誤讀書籍而出現了訛誤，但當時文房譜録的彙編風氣已經出現，是可以知曉的。在文房譜録中，唐積的《歙硯圖譜》、黄秉《墨譜》和李孝美《墨苑》，原先均有配圖。

宋代文人生活趨於精緻，焚香閲書，品石欣賞，香、錦、石之譜録，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在仁宗朝初期，丁謂作《天香傳》，率先爲海南沉香作傳，隨後，沈立作《沈氏香譜》，徽宗朝，又有洪芻《香譜》與顔博文《香史》。沈立的《錦譜》，是較早的爲織錦作譜的作品。杜綰《雲林石譜》，也當仰仗於北宋末期的知識積累而得以成書。其中沈立《沈氏香譜》《錦譜》、洪芻《香譜》、顔博文《香史》現已不存。丁謂貶謫崖州，爲海南沉香作《天香傳》，以“傳”爲名的這部《天香傳》，在體例上與其他的譜録之體稍有不同，此文首叙用香來歷已久，兼及儒典、釋典、道典，次談真宗朝用香、賜香情形，後叙自己貶謫海南以來，尋訪海南香事，品評沉香産地，以黎母山爲甲。隨後爲香分類，列出四名十二狀，一一陳述其差别，最後參考史傳的體例，以“贊語”結尾。較之於《北苑茶録》的進呈之作，《天香傳》的寫作，私人化的品評意味夾雜其中。不過，以“傳”命名，多少也帶上了爲海南沉香立傳的嚴肅性，故而這篇“傳”文，整體上仍然有嚴謹之風。成書於熙寧七年以前的沈立的《香譜》應當是最早的系統性論香之譜，其中收録了香的典故與香方。《香譜》成書之後，沈立仍然對於《香譜》記載的缺憾念念不忘，故刻石記載香方，來作《香譜》的補充。黄庭堅以“香癖”自居，其甥洪芻編《香譜》，彙編香事典故，補充香方，收録了不少黄庭堅的香方與香方題跋。這部譜録，在沈立《香譜》的基礎上兼收並蓄。

建茶在北宋初漸漸興盛，到仁宗朝，茶譜的寫作，伴隨着建茶采焙技術的更新而不斷推陳出新。慶曆元年（1041）劉异的《北苑拾遺》，刊行時附於丁謂之書後，主要補充丁謂書中所遺漏的滌磨調品之器，並補充了不少新聞遺事。蔡襄皇祐年間進貢龍茶之後，著《茶録》，詳記烹試茶法和茶器，也是對於丁謂《北苑茶經》有所不足的補充。仁宗朝，葉清臣的《述煮茶泉品》，則從水的角度論述，對張又新《煎茶水記》等予以補充。熙寧年間，蘇軾作《葉嘉傳》，以俳諧體爲茶作傳；曾伉編《茶總録》，除了彙編之前的譜録以外，還補充詩文。其後，宋子安《東溪試茶録》又拾補丁謂、蔡襄之譜的不足，細細分析建安不同産地茶葉的細微區别。元祐年間，黄儒作《品茶要録》時，已有僞茶産生，真假參差，射利之園民對真茶的品味造成影響，已有的茶譜之中，論述“采造”、“器用”較詳，而對其中的弊病有所不及，故黄儒作譜歷陳其弊。吕惠卿的《建安茶記》和沈括的《茶論》，也在元祐年間成書，不過兩部書均佚，具體情况不詳。唐庚的《鬥茶記》，是北宋時期對鬥茶技藝的重要記載，不過作爲記文，這篇文章在後來刊刻的叢書中，間或載爲一部獨立的茶書，但在當時恐怕並不能算作一部譜録。吕仲吉的《建安茶録》，是哲宗朝之後對於建茶的記載。崇寧間，章炳文作《壑源茶録》，大觀年間，徽宗則有御製《大觀茶論》，在繼承蔡襄《茶録》的基礎上，詳爲論述，總結了北宋時期茶的産地、采製、烹試、茶器、鬥茶、品茗風尚。其中“點（茶）”一篇，叙述尤詳，《大觀茶論》中“茶筅”出現，取代了“茶匙”作爲點茶工具，也是時代新風的體現。政和年間，蔡宗顔有《茶山節對》《茶譜遺事》，宣和元年至三年（1119—1121），又有范逵《龍焙美成茶録》。時代更迭，茶之製作，後出轉精，宣和間熊蕃作《宣和北苑貢茶録》，又於書中嗤笑元祐間黄儒之時製作的精美程度不如當下，而書中所記的内容，以采焙入貢法式爲主。此外，鄭樵的《通志·藝文略》中還著録了一部一卷本的《北苑煎茶録》，這部書的具體情况不詳，不過，《通志·藝文略》成於南宋初年紹興年間，書中依賴了大量的官私目録抄撮而成，是北宋譜録的可能性比較大。

這一時段，有四部關於酒的譜録，竇苹的《酒譜》作於元豐七年（1084），之後，其後，有紹聖元年蘇軾《東坡酒經》，徽宗朝，有朱肱的《酒經》，與政和七年之後續補該書的《續北山酒經》。竇苹的《酒譜》延續了傳統的譜録撰法，拾掇往事，彙聚酒史、酒名、酒事、酒功等事，考究經史，討論與酒有關的性味、飲器、酒令，並載酒之詩、文。從彙編掌故的類事之體，轉向編排品名、詳述一物的譜録體式的轉變，是北宋初期以來譜録寫作漸漸發生的轉型，而竇苹之書，仍然有很强的過渡性。蘇軾的《東坡酒經》是謫居惠州時期，别出心裁而作的一篇關於釀酒方法的文章，借用“經”來命名酒方，與一般的譜録略有不同。朱肱的《酒經》三卷，以總論一文開端，隨後述不同的釀酒配方，分罨麴、風麴、䤖麴，最後補充以卧漿、陶漿、煎漿、蒸醋漉米等釀酒之法，顯現出了對於釀酒工藝的濃重興趣。《續北山酒經》有政和七年李保序，言得朱肱《酒譜》，而夢中朱肱贈李保詩，是對於《酒經》成書背景的介紹。《續北山酒經》現載於《説郛》明抄本、商務本、宛委山堂本，又有異文作“讀北山酒經”，各個版本的内容都有參差，據筆者判斷，五條“續添麴法”，四十四條“醖酒法”應當屬《續北山酒經》，内容上是朱肱《酒經》的續補，對造酒工藝有所補充，但有目無文，具體内容不得其詳。

花木的譜録，在仁宗朝開始大行其道。宋代花卉園藝栽培技術的發展，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對於賞花熱情高漲，爲花木譜録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爲牡丹所作的譜録，有《范尚書牡丹譜》、景祐元年（1034）趙守節《冀王宫花品》、景祐二年（1035）歐陽脩《洛陽牡丹記》、慶曆五年（1045）李述的《吴中花品》（又名《慶曆花譜》），仁宗朝還有丘濬的《洛陽貴尚録》《牡丹榮辱志》。熙寧五年，沈立作《牡丹記》，元祐元年，張峋作《洛陽花譜》，都在不斷補充牡丹的介紹。爲芍藥所作的譜録，有熙寧六年劉攽所作《芍藥譜》、熙寧九年王觀所作《揚州芍藥譜》、元豐三年左右孔武仲所作《芍藥譜》。這三部芍藥譜，都爲揚州芍藥而譜。另外，張峋的《洛陽花譜》末，也附有《芍藥譜》，其書已佚，推測可能是簡叙洛陽芍藥。北宋的花卉譜録，還包括海棠與菊的譜録。沈立於慶曆年間，作《海棠記》；哲宗朝，文保雍作《菊譜》，是宋代最早的菊譜之作，隨後崇寧三年至五年（1104—1106），劉蒙游於龍門，作《菊譜》。景祐之前，張宗誨撰《花木録》，譜已佚，也没有提要留存，據書名來看，是一本彙編各種花木的譜録。元豐五年（1082），周師厚纂集的《洛陽花木記》，是一部全面記載洛陽各類花木的譜録，包括牡丹、菊花等各種各樣的花木，都記載其中。歐陽脩之子歐陽棐有一部四卷本的《花藥草木譜》，其書不傳。另外，北宋時有一部雕板的題名爲歐陽脩的《牡丹譜》，卷帙爲一卷，内容上，與歐陽脩《洛陽牡丹記》前兩篇同，其後，載十四門，共計十六門，並附有丁謂（丁晉公）《續花譜》一部，萬餘言，是一個托僞的本子，應當爲坊刻本，雖然是托僞本，但可以看出北宋雕版印刷譜録“僞本”譜録的現象已經出現，而歐陽脩的《洛陽牡丹記》風靡一時的商業效果，纔促動了這部僞本的産生。

草木蟲魚譜録中，北宋還有桐、竹、荔枝與蟹的譜録。皇祐元年至三年（1049—1051）陳翥以爲“茶有經，竹有譜”，將自己則有志於植桐，將植桐的經驗寫入《桐譜》。元祐年間（1086—1094）吴良輔作《竹譜》，此書已佚，不過從佚文來看，兩條佚文均爲以經史訓詁出發的譜録撰作。嘉祐四年（1059），蔡襄作《荔枝譜》，譜閩中荔枝，而徐師閔幾乎同時作了一部《莆田荔枝譜》，徐師閔對於莆田荔枝的評價，與蔡襄譜中對莆田荔枝的評價，大體相同，而僅有小處差異。其後，熙寧九年（1076）張宗閔作《增城荔枝譜》，曾鞏元豐元年（1078）作《荔枝録》。另外有一部作者不詳的《荔枝故事》，見於宋人目録著録，這部譜録的撰作時間不詳，最早見於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與蔡襄的《荔枝譜》一同著録，可能是後來傳抄或刊刻之時，附載於蔡襄《荔枝譜》後的，時代當不晚於南宋中期，但具體是北宋即有還是南宋的譜録，已不得詳考。宋人對於荔枝的關注，在於其食用價值，而作譜之時，却尤其看重“賣相”，由賣相而定品類。蔡襄譜閩中荔枝，在於對故土風物的推賞，曾鞏的《荔枝録》，以地方官的身份出發，擬議將荔枝作爲方物進貢，出發點不同，職方貢職的關懷，却可洞悉。曾鞏的《荔枝録》的主體部分，是對蔡襄《荔枝録》的徵引，僅作了文字上的潤色，但加入了新出的兩款荔枝品類。嘉祐四年（1059），傅肱作《蟹譜》，對於蟹的典故和當下的風俗，都有所記録。

從花木譜録的寫作來看，牡丹譜往往以地域爲限，記録一地的牡丹品種。宋初仲休所作的《越中牡丹花品》記録了越地欣賞牡丹的雅韻，北宋之時，洛陽牡丹，冠於天下，品種繁富。天聖年間，錢惟演便曾在屏風上記録了九十餘種牡丹花的品名，隨後，歐陽脩所作《洛陽牡丹記》，流播海内。張峋的《洛陽花譜》或許是當時最爲完備的牡丹花譜，以千葉、多葉劃分牡丹之品類，凡一百一十九種，各載於圖，並記録品名緣由，種接養護之法於圖後。各地之牡丹，雖不及洛陽盛事，亦争奇鬥豔。在宋人的記叙中，嫁接技術的不斷發展，給牡丹品種帶來日新月異與變態百出的效果，也進一步促成了牡丹譜的繁榮。宋時花卉品種往往有移栽，劉蒙《菊譜》所載的内容，包括自汴梁至西京、陳州、鄧州、雍州、相州、滑州、鄜州、陽翟等地的中州菊花物産，而這些菊品，都萃聚於洛陽園圃之中。

作爲博學的藏書家與勤奮的著述者，沈立曾被蘇軾稱贊“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沈立有《海棠記》（慶曆間成書）、《牡丹記》（熙寧五年）、《錦譜》（熙寧年間）、《香譜》（不晚於熙寧七年）等，譜録撰述的時間跨度較大，不同譜録間，體式也有所過渡。從《海棠記》到《牡丹記》，可以略爲管窺。沈立《海棠記序》言：

蜀花稱美者，有海棠焉。然記牒多所不録，蓋恐近代有之。何者古獨棄此而取彼耶？嘗聞真宗皇帝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章，賜近臣唱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州矣。因捜前志，惟唐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誠不虚美。近世名儒巨賢，發於歌詠，清辭麗句，往往而得。至慶曆中，爲縣洪雅，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爲東道主。惜其繁豔，爲一隅之滯卉，爲作《海棠記》，叙其大概，及編次諸公詩句於右，復率蕪，拙作五言百韻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於卷末，好事者幸無誚焉。

沈立在慶曆年間所編的《海棠記》，提到了作爲文人騷客所重視的海棠，大致是唐以來纔有的風尚，而《海棠記》，正由在洪雅中賞觀海棠的吟詠和詩會而引發，沈立作《海棠記》，追述海棠的歷史，同時，將衆友的海棠詩會的作品均附入，並另作五言百韻詩和四言詩一首，附載集中。其中編次詩句，仍有辭章彙編之風；而《牡丹記》的編纂，如蘇軾《牡丹記叙》所述：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沈立）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剥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説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游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

在熙寧五年成書的《牡丹記》，沈立搜求了牡丹的掌故，栽培的方法，以及有關牡丹的詩歌吟詠與怪奇小説。較之早年的《海棠記》，增添了“栽培方式”與“怪奇小説”。怪奇小説在《文房四譜》這類早期譜録中即間或見載，而“栽培方法”的增添，恐怕是仁宗朝以來對於花藝人工的關注的結果。當然，有的宋代譜録的作者，對於栽培技藝是否應當納入譜録持有懷疑的態度，如劉蒙的《菊譜》所言，“掇接治療之方，栽培灌種之宜，宜觀於方册而問於老圃，不待余言也”，故而着力關注於品類的介紹。

伴隨着宋代吉金的出土，宋代金石學逐漸興起，士大夫以學問之態度，鑽研金石古器，追索拓片，觀摩古器，金石圖譜之作與學術考辨，也隨之發展，收藏、著録與研究銅器之風漸盛。仁宗皇祐三年（1051），楊元明作《皇祐三館古器圖》，嘉祐八年（1063），劉敞作《先秦古器圖》，歐陽脩作《集古録》（跋尾存），神宗熙寧元年（1068），胡俛作《古器圖》（佚），哲宗元祐三年四年間（1088—1089），李公麟作《考古圖》，元祐六年（1091），李公麟作《周鑒圖》，元祐七年（1092），吕大臨作《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從仁宗朝至哲宗朝，士大夫對古物興趣的高漲，誕生了一系列的金石題跋與圖譜，而吕大臨《考古圖》保存圖像與銘文，兼録考釋，是私修金石圖譜中的集大成者。至徽宗朝，金石的私人收藏逐漸向内廷靠攏，黄伯思於大觀初年撰《博古圖説》，後來多爲《宣和博古圖》所用，趙九成於崇寧三年至大觀二年撰《續考古圖》，王楚於政和中編《博古圖》，王黼奉撰《宣和博古圖録》。《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都是宣和年間由官方主持編纂的。官修譜録以官方的形式總結了北宋以來的出土與金石研究的成果，而載繪圖形的《宣和博古圖》的撰成，對於宋代禮器製作與復古之風有很大的影響。在仁宗朝起，印譜也逐漸出現，最早的印譜，當爲楊克一所編《印格》，宣和時期，尚有《宣和印譜》，可惜均已散佚。

沈括於元祐年間撰的《夢溪忘懷録》與曾安止於紹聖元年（1094）撰成的《禾譜》，雖然在古代大多認爲是農學著作，但亦具譜録性質。《夢溪忘懷録》條陳山居的飲食之方、器用之式、種藝之法，爲閑適山居生活之器作譜，而曾安止《禾譜序》述“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與茶之品，爲經及譜，以誇於市肆。予以爲農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可見其將譜禾與譜牡丹、荔枝、茶等視作性質相似的譜録撰作。

總體看來，仁宗朝、哲宗朝，迄北宋末期，這一時期有七十餘部譜録的撰述，譜録撰述的種類、關懷的地域都有擴大。著作的群體，以士大夫爲主，到後期，有官修的金石圖譜與御製的《大觀茶論》産生。居官與退隱，稱揚事物、辨析名類，都會觸動譜録的撰作。伴隨着雕版印刷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譜録得到傳播與閲讀，甚至出現了托僞的“印本”的面世，而時人作譜，也會將爲不同事物所作的譜録聯繫在一起，故而崇寧年間，劉蒙《菊譜》在開篇即言：

夫牡丹、荔枝、香、筍、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人皆譜録，今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叙於左，以列諸譜之次。

這段文字爲了自己《菊譜》的寫作空間尋覓理由，也是劉蒙對北宋譜録所涉内容的總結。在編纂體例上，受歐陽脩《洛陽牡丹記》的影響，北宋的譜録寫作，也突破了早期故事辭章的纂事譜録的範圍，不僅關注被譜之物的相關知識與典故，並出現大量的融入興寄懷抱的作品。另外，補遺性的寫作與彙編性的譜録，都有出現，其中既包括傳抄、刊刻時將一部譜録附於另一部譜録之後，如丁謂《北苑茶録》後附劉异《北苑拾遺》，《荔枝譜》後附《荔枝故事》等，也出現了佚名所編《硯譜》彙編北宋衆多硯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