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渠道

士人通過何種渠道獲取印本或手抄本？這些渠道是否根據媒介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收藏和閲讀行爲如何爲士人間的互動所形塑？以王明清爲代表的士人藏書家向他人餽贈、出借、展示和售賣書籍。筆記中有關交换記載的條目數量説明，比起時不時抱怨無法獲取想要的材料，交换的情形比預想的要普遍得多。王明清將他和他的家族描述爲慷慨的出借者。他回憶説，其祖父居住汝陰（京西北路）之時，當地精英經常前來求借和複製祖父積攢並精心校對的書籍。因拜訪難以成行，王明清甚至不憚麻煩，寄送了李燾一份奏疏複本作爲禮物，並指出後者將之載入了《續資治通鑑長編》。王明清對出借帶來的損失一直保有記録。他痛惜，親友的竊取和不具名者的長期外借導致其父的收藏進一步縮减。他回憶起了幾桩外借的經過，在一些例子當中標舉出了借書者的姓名，可能也希望借此讓這些人及其家人感到羞愧。這些人包括名聲相對晦暗的學者錢竽（活跃時期：1180年）和楊伯虎（活跃時期：1180年），後者以他在先秦古印方面的興趣而知名。

對王氏家族而言，出借是更爲廣泛的交换系統的一部分。無論供職何處，王明清的祖父和父親都通過複製藏品來填充他們的書架。與曾布家族的聯姻給予了王銍獲取這位前政治家私人藏品的機會。王明清自己從他人那裏“得”了幾樣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經由購買途徑，也可能是未歸還的藏品。他也複製了一些其他收藏家向他展示的原物。即便家庭成員可能從家族藏書中移除了一些藏品，他們也能爲王明清的筆記提供一些非常有趣的單片物件，譬如太學生上呈給1127年占領開封金人元帅的請願書。王明清也完整謄録了一些上文提及的藏書家出示給他的藏品。

購買也是交换的渠道之一，但通常不太會被明確提及。筆記中一段引自爲某大型藏書所作的題記文字提供了罕見的例外。在一則關於南唐統治者李煜（961—975在位）的記載中，我們得知，他的前任官員之一江正擁有大量藏書。收藏地在安陸（荆湖北路），但在他死後，由於僕從的疏忽和盗竊，這一藏書分崩離析。在11世紀中葉，鄭獬（大約1022—1072）三次回到安陸購買尚有餘存的江正藏書，發現江正藏書多被撕裂，並爲其窮困潦倒的僕從當作墊紙出售。鄭獬之所以寫下這段題記，是爲了確保他的後代牢記其努力還原藏書過程中的淵源和盛衰。王明清可能以同樣的方式獲得了原爲王疇的藏品《續皇王寶運録》。

文本材料的交换在手抄本的世界裏非常重要。藏書家在製造自己的版本之中比對複本，搜求更完整的本子用來審視他們擁有的本子是否存在缺損，交换不同版本之間訛變、錯誤和其他矛盾的信息。雖然現代書志學家指摘傳統書志學家在描述版本和個别複本方面缺乏具體説明，藏書家往往采用藏書目録以外的體裁記録并分享這些信息。鄭獬對他復原的江正藏書進行了如下的細節描寫：“書多用油拳紙，方册如笏頭，青縑爲褾，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爲行書，筆墨尤勁。”

到12世紀，藏書家和讀者在比對印刷版本時，仍然延續了淵源於手抄傳播世界的校對實踐。王明清在考察不同版本的校對和比對訛變時，同時將手抄和印刷版本納入考量，并以同樣方式對待兩者。他指出，他發現了蔡惇（活跃時期：1110年）《祖宗官制舊典》一書中的幾個錯誤，儘管對這一作品予以褒揚，該書也存在部分矛盾和不確之處。王明清在印本上附注了一些對筆記内容的糾正。他進一步指出，他曾與著名藏書家尤袤（1127—1194）分享過這些訂正内容，後者對他的體察表示歎賞，並繼續了王明清的手寫修訂工作。相關記載在尤袤的書目中並未提供更多的細節，印刷版本也並未列入陳振孫（約1186—約1262）或晁公武（約1104—1183）的書目之中。類似證據印證了我在他處作出的一個判斷，即對12世紀目録學家而言，“印刷其實并不重要……只有某一特别的印刷版本在與其他手抄本或印本比較中具有不同尋常的特徵，它才會被提及”。

王明清家族藏書《仁宗政要》的手抄複本即是如此。該書的節本曾以《嘉祐名臣傳》的書名流傳，不過，與更爲完整的原始手抄本相比，該書的印本並非完本。有時候，重印會被詬病喪失了初印本的原始含義。在嘉祐年間（1056—1063），四川籍本地官員吴縝出版了兩部糾錯歐陽修唐書和五代史的個人著作。這是早期地方政府層面作者印刷出版的例子之一。王明清表示，這很可能是在報復歐陽修拒絶讓青年時代的吴縝加入史局。王明清補充説，吴縝作品後來在湖州（兩浙西路）郡庠的重刻本（約1131—1162）序文聲稱，吴氏之所以寫作該書是爲了向歐陽修自薦，似乎已經錯失了該書的本意。

士人家族很可能在地方和中央政府徵集書籍時表現得不是那麽積極。朝廷徵書活動往往通過法令發布。多位皇帝曾命令地方政府和私人藏書家在徵書活動中進行協作，並對提交更具價值材料者許以金錢和榮譽上的獎勵。似乎鮮少有家族獲得大量的獎賞。相對而言，只有極少數姓名出現在幸存的捐贈者名單之中；王明清的觀察也表明，儘管徵書令非常頻繁，只有一小部分人獲得了來自朝廷的顯著的榮譽或獎勵。在少數例子中，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侵吞了藏書家的所有物，12世紀中葉秦檜執政時期就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王明清筆記具象表徵了文人獲取手抄本和印本的不同方式。除了親自接觸到個人藏品的機會之外，通過複製、借入、購買或餽贈全本或節本，宋代士人參與到了文本讀者的網絡之中。這一網絡在筆記中表現爲可視化的方式，反映了活躍在地方層面甚至官場邊緣的精英士人的興趣和抱負。王明清對家族藏書盛衰起伏的觀察，對其家族和其他家族相互之間的出借、盗竊和借入情况的交代，以及對單一物件選定特徵時而賣弄學問、時而詼諧幽默的評論，很可能吸引着那些業餘愛好者和鑒賞家，以及那些想要躋身有能力鑒賞和談論罕見文本材料、人情和内容相關特徵的行列之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