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反觀上述北宋、南宋、金、元各個時代所編纂的（1）—（10），可將其中問題點歸納如下。
第一是流傳經緯的問題。十本詞集中流傳至今的蘇詞集有（6）南宋傅幹《注坡詞》、（10）元葉曾《東坡樂府》，另有録存於明吴訥編《唐宋名賢百家詞》的（3）南宋曾慥《東坡長短句》。由於散佚的蘇詞集很多，所以存世的這幾部蘇詞集便成了研究蘇詞的重要底本。蘇軾自己生前没有編纂詞集，這些詞集的編纂，亦可謂後人爲蘇詞研究而打下的基礎。
第二是時代與出版地域的問題。從各個詞集的出版地域，可以看出各時代對蘇詞受容側重之變遷。北宋時代，根據張康國的經歷可以推測（1）可能是在首都開封府編纂的，（2）則是在四川地區編輯。南宋蘇詞集大部分是在以首都臨安爲中心的浙江地域編纂或出版的；元代的《東坡樂府》是葉曾在浙江括蒼編纂的，括蒼離福建極近，宜於收集南宋各種蘇詞集。
第三是地緣、血緣的問題，這個也跟出版地域的問題有所關聯。因爲各種蘇詞集的編纂及傳承均以地緣、血緣爲基礎。當然，各個時代書肆也出版蘇詞集，但如北宋的張康國、南宋的傅幹、顧禧、金的孫鎮、元好問等，其編纂刊刻活動均得到了地緣、血緣者的支持，正是有這種區域及家族背景，他們纔均取得了成功。
第四是“詞集的編纂樣式”與“對於詞的認識”的相關問題。對蘇詩與蘇詞之認識的變遷，影響到了蘇詞集的編纂樣式；開始編纂的是試圖網羅蘇轼詞的全集，南宋時代出現了傅幹、顧禧的注釋本。從北宋末到南宋初注釋蘇軾詩的文人很多，注釋蘇詞的詞集亦當是受到了這種時代潮流的影響。此一時代的文人通過對蘇軾詩歌加深知識進而注釋蘇詞，且注釋量越漸增多而使蘇詞成爲了大部頭的詞集。在釐清詞與詩之範疇的後世，對蘇詞的評價並不遜於蘇詩，且蘇詞對《詩經》風雅的接受而大受贊揚，因此又出現了精讀注本。金朝首先出現了孫鎮注釋本，接着又有繼承孫本的元好問75首選注集。而後元代，葉曾則試圖再次復原全蘇詞的無注舊版本。這種金末期的選注集的出現，以及元代重返舊版及簡便的無注本，可謂是重返北宋區别詩詞的認識的一個結果。由於元代詞遊戲成分較濃，多爲宴會所唱歌辭。對於蘇詞也不例外，其時文人多是以蘇詞抱一種賞玩態度，或借鑒之自作新詞，繁雜的注釋本反而不便查找。要之，隨着各個時代的社會變化，對於蘇詞認識的變遷、方便性、出版利益等，直接間接影響到了蘇詞集的編纂樣式。正是在這種各個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中，蘇詞得到了傳唱、熟讀，蘇詞集得到了編纂、選注，歷經風雲，傳承至今。
（作者單位：日本金澤大學）
①參村上哲見《中國文人論》（汲古書院，1994年）所收《詩と詞—中國における詩の正統意識—》。
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蘇轍《欒城集》云“蓋集爲轍所手定，與東坡諸集出自他人裒輯不同”，蘇轍自己编纂《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三集》十卷。
③據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後集》卷二二）所説，蘇軾《和陶詩》的詩集於蘇軾生前已經大體上編好，但是還没確定書名。南宋黄州刊本的書名就是《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中國書店2008年版，本文中略稱爲《和陶詩集》），現在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拙稿有《蘇集源流考》（《中國文學論集》第42號，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2013年12月）、《南宋蘇集編纂考》（《中國文學論集：竹村則行教授退職記念號》第43號，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2014年12月）。還有《蘇詞集編纂考》（《中國文學論集：岡村繁先生追悼號》第44號，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2015年12月），本文是那篇拙稿的修改。
④參小川環樹、山本和義《蘇東坡軾詩選》（岩波文庫，1975年）中的山本和義《解説》。
⑤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全三册，中華書局，2002年。按照此本書，蘇軾最初創作的詞是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作《華胥引一作華清引感舊》（《東坡樂府》卷上所收）。
⑥陳天宏、高秀芳《蘇轍集》全四册，中華書局，1990年。
⑦曾慥跋文見後注吴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所收《東坡詞拾遺》中的《東坡拾遺跋語》。
⑧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五《徽廟朝宰輔》説：“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温益禹弼、劉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録。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爲崖異。徽宗察京專愎，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續資治通鑑》上掉了“置看詳講議司”的“詳”字，本文上修改。崇寧元年（1102）七月仿照王安石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設置尚書省中“講議司”。按照《宋史》徽宗本紀，崇寧元年（1102）九月“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内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的“元祐党籍碑”是端禮門前立的，崇寧二年（1103）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姦黨碑”。“編類章疏”就是“元祐臣僚章疏”的编纂，是紹聖元年（1094）四月章惇、蔡卞等主導而開始的，幾經周折，據《續資治通鑑》説：“（崇寧三年（1104）二月）是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寮章疏’。”
⑨蘇軾《張文定公墓誌銘》（《蘇軾文集》卷一四）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蘇軾《樂全先生文集叙》（《蘇軾文集》卷一〇）説：“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
⑩范祖禹《薦張康國劄子》（《范太史集》卷二四奏議）。《手記》（《范太史集》卷五五）也説：“饒州教授改官，徐鐸榜及第。元祐七年，薦學官。”
⑪對於范氏一族與蘇轍、蘇過的在潁昌府隱棲，拙稿《蘇轍による蘇軾“和陶詩”の継承》（《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3集，2011年）參照。潁川韓氏家族之一韓元吉寫作蘇軾的曾孫蘇峴的墓誌銘（《朝散郎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蘇公墓誌銘》，《南澗甲乙稿》卷二一），韓氏家族也居住在潁昌府。據韓元吉《書許昌唱和集後》（《南澗甲乙稿》卷一六），祖父韓瑨（字君表，韓維的孫子）當通判潁昌府軍府事的時候，與葉夢得、蘇過等當地的文人有詩文應酬的交遊。蘇過《斜川集校注》卷五有《次韻和韓君表讀淵明詩，餽曾存之置酒唱酬之什》《次韻韓文若展江六詠》（韓宗武，字文若，是韓縝的兒子）。
⑫朱弁《曲洧舊聞》卷六説：“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爲張賓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末以後多偃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歷歷如在目前。”韓持正是唐韓愈的子孫。張擴《送韓存中侍郎赴隨州》（《東窗集》卷一）云：“今年河陽歸、坐穏得處所。開關逢俗人，却走唾腐鼠。禪房大如掌，僅著范蘇吕。”自注：“范信中、蘇叔寛、吕居仁。”
⑬參見前注劉尚榮《蘇軾詞集版本綜述》。
⑭曾慥《樂府雅詞》自序云：“予所藏名公長短句裒合成篇，或後或先，非有詮次，多是一家，難分優劣。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九重傳出，以冠於篇首，諸公轉踏次之。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幼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豔曲，繆爲公詞。今悉删除，凡三十有四家，雖女流亦不廢。此外又有百餘闋，平日膾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則類於卷末，以俟詢訪，標目《拾遺》云。紹興丙寅上元日，温陵曾慥引。”
⑮參前注劉尚榮《蘇軾詞集版本綜述》。吴訥編《唐宋名賢百家詞》天一閣抄本（天津圖書館藏珍本叢書，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⑯參季振宜《季滄葦書目》（書目五編所收，廣文書局，1972年）《延令宋版書目》。
⑰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蘇軾《戚氏》（《東坡樂府》卷上）、李之儀《跋戚氏》，《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八。
⑱參傅幹《注坡詞》（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
⑲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五《注書難》説：“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之解左傳，顔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洪邁在舉幾個例子後論及《注坡詞》，又云：“至於‘不知天上宫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薔薇罥’、‘學畫鴉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録》，如此甚多。”洪邁指出其注釋多有不備之處。詳考请參照前注劉尚榮《鈔本〈注坡詩〉考辨——兼談〈東坡樂府箋〉》。
陸游《施司諫注東坡詩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全三册，書目叢編，廣文書局，1967年。
元好問《東坡樂府集選引》，《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四部叢刊》本。
王寂《拙軒集》卷二有一首，還有《兒子以詩酒送文伯起，既而復繼三詩。予喜其用韻頗工，爲和五首》、《伯起善用强韻，往復愈工，再和五首》（同卷三）、《與文伯起帖》（同卷六）等。王若虚在《滹南遺老集》卷三一《著述辨惑》中，對以蘇軾爲忠臣的南宋的趙夔（字堯卿）與文商的學説表明疑義。在同卷三九《詩話》上説：“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争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絶塵耳。”胡傳志《金代文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等參照。
元好問《中州集》全二册，歷代總集選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葉曾《東坡樂府》，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一〇《東坡樂府二卷元本》跋文。
參前注列拙文。簡而言之，宋代的蘇集大部分刊刻於浙江、福建、四川地區。
【注释】
[1]本稿屬於平成二十六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若手研究（B）“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蘇軾文集の成立と傳承に關する研究”（課題番號：26770128）研究成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