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筆記出版文本

筆記不僅僅是人事关系與被發現和獲取的稀見物的表徵：它也充當着讓更爲簡短的内容得以出版的平臺。王明清在他的筆記中謄録了一系列短文。他對手抄和印刷内容的反思進一步説明，儘管他區分了手抄和印刷出版的不同用途及其帶來的不同影響，兩者同時都被視爲在知識界中分享各類文本的適宜媒介。

讀者出版的趣味在多個不同的方面有所顯現。有時候，對未能出版向他出示的材料，王明清會表現出後悔的意味。他追悔未能將上文提到的楊滌出示的唐卷移刻入石。更重要的是，《揮麈録》充當着他收藏的單片和其他稀見材料以及其他人的藏品得以出版的平臺。他以全文或節録形式謄寫了這些材料：徐俯（1075—約1141）對徽宗話語的記録，朝廷官員爲徽宗所撰的頌詩，和真宗時的奏狀。從他父親的收藏之中，他轉録了三份致占領開封的金人元帥的請願書，並援引了其外舅方滋（1102—1172）與汪應辰（1119—1176）之間的私人書信往來——後一則證據可以用來説明王明清與其外舅的對話，以及其外舅和時任秘書省正字、後供職吏部的汪應辰之間的通信，直接導致了對檔案記録的修改。從其他的藏書家那裏，他複製並分享了由高宗皇帝御書的頌詞。在筆記中，他還從稀見源頭轉録了宫廷詩歌，包括仁、英兩朝國史編纂開局宴會上的唱和詩。

除了這些手抄材料之外，他也提及了印刷材料，這可能來自他的個人收藏。他全文謄寫了1125年北宋都城開封陷落前夕預賞元宵的宴會詩，理由是這些詩歌已不復印行。這一則材料和其他材料很可能是從文集中揀選出來的，並非唯一原件的複本：在一則由汴水湍流引發的傾塌事件中，王明清全文援引了御史方蒙（1067年進士登第）集中亦載的有關11世紀末治水問題的奏疏。從王明清的筆記來看，方蒙原始文集的出版情况并不明確。不過，王明清很可能是從外舅方滋處獲得這一文集，方滋是方蒙的孫子。

由個人、家庭和其他藏品中揀選出來的大雜燴表明，在12世紀和13世紀的書籍市場上，像王明清筆記這樣的文本發揮着類似於類書和選集的作用。選集提供了更便於接觸到從名家文集中揀選出來的散文和詩歌作品的機會，而類書也同樣爲文學、哲學、行政和歷史等範圍廣泛的文獻提供了分類和注釋索引。這兩種文類都爲那些艱難進行大量元本收藏的人提供了慰藉，因而很是流行。筆記作者對稀見材料進行評論並出版，在王明清的個案中，這些材料主要集中在對新進宋代政治史的新發現。儘管選集和百科全書對準備科舉考試的人有較大的吸引力，筆記却是由像王明清這樣的社群的趣味所形塑的，他們或位於行政階層的低階序列，或屢不中試，但又熱切盼望跨越地方界限獲取和維持與知識界之間的聯繫。

王明清對手抄和印刷出版的觀察表明，他認識到這些媒介能够讓作者面向不同類型的讀者，並因此承載不同的政治意義。正如17世紀及其之後的英國，中國宋代的手抄本流通也和熟人或社會或政治集團成員的小範圍流通有關。在朋友、同事或同儕的小集團當中，材料以審慎程度較低的形式流通。兩個條件改變了文本的戒備程度及其政治意義：向朝廷的正式提交和印刷。兩則與他的朋友徐度（活跃時期：1150年）有關的軼事，説明了這一點。

徐度曾供職於生産可靠紀録和其他朝廷檔案材料的史館，在與他的一場談話之中，王明清得知，宫廷史官有意獲取私家的歷史記録，但大體而言士人家族不願意與他們分享這些材料。以歐陽修《歸田録》爲例，神宗皇帝（1067—1085在位）曾對《歸田録》感興趣。然而，由於歐陽修的筆記中包含一些“未欲廣者”的内容，在提交給朝廷之前，《歸田録》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改寫。爲準備出版，歐陽修對筆記進行了審查，據説他删削了許多文字以至於不得不用新的瑣事來填充剩餘内容，以免受到懷疑。爲了上呈宫廷，這一新版本被重新繕寫，並正式出版。徐度認爲，現存的版本都是修訂過後的本子，而元書則未能得到更爲廣泛的傳播。

在朋友之間，則不需要類似的戒備。同樣還是這個曾告訴王明清高官家族擔心與朝廷史家分享私人記録的徐度，毫無保留地與王明清分享了他自己的筆記。王明清告訴我們，徐度曾記録了他們兩人之間有關自唐至今樞密院和中書省關係因革的談話，並記載了王明清對此問題的歷史分析，並且後來與王明清分享了這份筆記，王明清也在自己的筆記中全文引用。

手寫複本的交换反映了時而交流敏感信息者之間更爲緊密的聯繫。然而，到12世紀，在序言作者的心中，木刻印刷術代表了跨越地域界限與知識界平行分享信息的一種更加公開和持久的方式。一些與王明清對談的不太知名的人認識到了印刷帶來的政治影響。張德遠指出，福建的商業書坊能够形塑像張天覺這樣的政治家的公共輿論。書坊在刊行官方文件選集《骨骾集》的時候，起首含有一份頒布於1126—1127年間的詔書，將張德遠置於一個正面的位置，激發了人們對這位政治家的尊重。在對張德遠的閲讀中，他在此前數十年間派系鬥争中扮演的負面角色被人遺忘。

知識界逐漸認識到，印本形式的文本在更大範圍内的流通爲志同道合者之間的互通有無提供了機會，也是後者在邏輯上的延展。王明清《揮麈録》和早些時候與之齊名的徐度《却掃編》的出版史都表明，在12世紀和13世紀的中國，最初以手抄本形式在密友間流傳的筆記後來以印刷形式得到了更大範圍的流通。到13世紀中葉前期，在南宋都城杭州，這些筆記紛紛爲商業印刷出版者所重拾。總體而言，商業出版者從事筆記印刷生意的時間較遲；正如《揮麈録》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筆記更早且大量都是由地方政府印刷的。

毋庸置疑，爲公開所作的準備和由此導致的更爲正式的印刷出版改變了手抄本的初始面貌，但因爲原始手抄本已不復存在，要想檢視其在多大程度上如此幾無可能。上述開頭部分對《揮麈録》出版史的考察表明，印刷籌備得到了作者以及和他關繫密切的讀者内部集團的贊成和支持。筆記聯結了渴望分享宋朝人和事以及作爲帝國精英的他們自身信息的群體。正如前文引述趙不謭跋文所言，宋代的社會政治網絡趨於擴展，是由於形塑這一網絡的士人們試圖“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文人之所以采用印刷作爲更加適宜的媒介也正是爲着這一目標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