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紀中國宋代手抄和印刷出版之間的連續性——以王明清分期出版筆記爲例[1]
［比利時］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在12世紀，印刷剛剛成爲傳播多元知識類型的一種媒介，身處其時的作家們是否會在出版自己的作品或收集和閲讀其他人作品的過程中表現出對手抄或印刷出版方式的偏好？用手抄本或印本形式出版是否承載着相同的意義？當時盛行的諸如凸版印刷術或木刻印刷術等技術又是如何影響了出版的意義以及對手抄或印本出版方式的偏好？
本文基於對王明清（1127—1124以後）分期出版筆記《揮麈録》的文本細讀，對這些問題展開研究。通過考察該筆記在宋代的出版史，以及分析在此過程中手抄本和印刷文本如何得到使用和討論，論文旨在增進對手抄本和印本之間演化關係的理解，特别是12世紀對這一關係的認知。這一方法論的選擇是基於某種模糊的感覺而得到激發：筆記或其他文集等二次文獻中有關複製、收藏或印刷軼事的選擇性再生，往往會使得個人和小團體對媒介的多方位使用簡化爲文化精英對印刷抱有偏見的一元叙述，産生手寫複製在文學生産中佔持續性主導以及接觸到同儕藏品困難重重等印象。①
本文提出，在12世紀的宋代中國，那些早已參與手抄本出版的讀者，也變成了印刷文本的出版者。根據哈羅德·拉夫（Harold Love）有關17世紀英國手抄本出版的著作，讀者出版，是在作者出版、商業出版以外的第三種區别性出版模式。②手抄本出版産生的意義在於使文本得以在一個社會圈子裏流通，從而使之不再是限於少數人的小團體内部的私有物，據此生産出數量龐大的複寫本倒還在其次。根據拉夫的定義，讀者出版始于“獨一無二的版本”，即出於個人用途複製文本，並將之納入札記或個人彙編之中。個人複寫是進一步傳播的起點。或是通過連鎖複寫，或是通過向交際圈子贈送複寫本，朋友或熟人得以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内分享這些複本。③本文第一部分討論的王明清分期筆記的出版史，説明了宋代中國的讀者兼用手抄和印刷方式來傳播數量迅速增長的筆記。基於對筆記中涉及收藏、獲取和轉録文本等條目的考察研究，我在第二部分説明了讀者出版如何因接觸到藏品機會變得更多和更大而得到助長，士人在筆記中出版時限短暫和稀見物件的興趣也不斷加大。王明清筆記的個案説明，與近代早期英國形成對比的是，通過納入印刷材料和筆記自身的印刷傳播，宋代中國的讀者出版迅速調適到了印刷媒介。在結論部分，我探討了這一現象産生的技術和社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