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吴衡照《蓮子居詞話》云：“詩餘名義緣起，始見宋王灼《碧雞漫志》。”施蟄存先生説，檢今本王灼《碧雞漫志》五卷本，未見“詩餘”二字①。其實，吴衡照所謂始見於《碧雞漫志》，可能意指該書中“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爲詞曲”一語。
據施蟄存先生考證，現存最早以“詩餘”命名的詞集，是南宋“書坊編集”的《草堂詩餘》（《直齋書録解題》卷三一“歌詞類”著録）。成書於慶元年間（1195—1200）的王楙《野客叢書》，最早提及了《草堂詩餘》，因此《草堂詩餘》可能成書於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間。北宋已有詞爲“詩人之餘事”的概念，黄庭堅《小山詞序》也有“樂府之餘”的説法，但還没有出現“詩餘”這個名詞。南宋初期所編詩集，詞被附在其後，冠以一個類目，稱爲“詩餘”，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樂府”或“長短句”，“詩餘”前往往加作者的書齋名。如陳與義《簡齋集》十八卷附“詩餘”十八首；高登《東溪集》附“詩餘”十二首。冠以齋名的如《履齋詩餘》《竹齋詩餘》《冷然齋詩餘》等。毛平仲《樵隱詞》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稱其集爲《樵隱詩餘》；稍後王十朋有詞集曰《梅溪詩餘》，其人卒於乾道七年；廖行之有詞集曰《省齋詩餘》，見於《直齋書録解題》，其人爲淳熙十一年進士，詞集乃其子謙所編刊；林淳有詞集曰《定齋詩餘》，亦見《直齋書録解題》，其人於乾道八年爲涇縣令，刻集亦必在其後。施蟄存先生據此以推論曰：“凡見於《直齋書録》或宋人筆記的詞集，以‘詩餘’標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可知‘詩餘’是當時流行的一個新名詞。”
“詩餘”這一别稱，最能體現詞的體性特質，反映宋人的詞學觀，有其合理性。但進入明清兩代，詞學界對此名稱的含義衆説紛紜，且表示出反對詞爲“詩餘”的觀點。究其因，則是由於對宋人的“詩餘”觀没有真正理解。以下先對明清兩代的“詩餘”觀作一梳理。
首先，對於“詩餘”之“詩”有不同理解。將“詩餘”之“詩”視爲一般意義上的詩體，是較爲普遍的看法，也是宋代“詩餘”觀的基本内容。但明清兩代對於“詩餘”之“詩”却有許多新見，彭玉平先生對此有細緻的梳理②，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詩餘”之“詩”指《詩經》，如丁澎《藥園閑話》：
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於《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於罶，鱨鯊。”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峱之閑兮，並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於垤，婦歎於室。”此换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换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③
丁澎主要是從形制方面尋找詞與《詩經》之間的關係。其實，唐宋人已有對詞追古溯源的傾向，宋人張侃《拙軒詞話》有很好的概括：“陸務觀《自製近體樂府叙》云：‘倚聲起于唐之季世。’後見周文忠《題譚該樂府》云：‘世謂樂府起于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也。’唐元稹則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齊牧犢雉朝飛、衛女思歸，引爲樂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賡載歌，熏兮解愠，在虞舜時此體固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韻而已。”④
第二種觀點認爲“詩餘”之“詩”爲唐人絶句，如宋翔鳳《樂府餘論》“詞實詩之餘”條與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絶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絶句之變格，爲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爲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⑤
夫所謂詩餘者，非謂凡詩之餘，謂唐人歌絶句之餘也。⑥
第三種觀點認爲“詩餘”之“詩”爲漢樂府，以“詩餘”爲南朝吴聲小令，如徐世溥《悦安軒詩餘序》：
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黄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趨
，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子夜》《懊儂》諸辭，亦後世之風也，顧其聲淫甚于鄭衛，不可以入風，然而不害其爲樂府，繇是始生詩餘。則詩餘者，接樂府，通歌謡，開詞曲，合風雅頌之餘而爲言，所兼豈不大哉？乃其源始于吴聲小令，是以其體宜於言情而不可以逞才。⑦
其次，對於“詩餘”之“餘”，明清兩代詞論家亦有較大分歧。第一種觀點把“詩餘”之“餘”理解爲延續、繼承，如俞彦《愛園詞話》：
詞何以名詩餘？詩亡然後詞作，故曰餘也。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詞亡然後南北曲作。非詞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謂詩餘興而樂府亡，南北曲興而詩餘亡者，否也。⑧
俞氏之意，詩歌失去其歌詠功能後，詞代之而興；詞失去其歌詠功能後，南北曲代之而興。“亡”的並非是詩、詞文學本身，而是其原先具有的歌詠功能。依此理解，俞氏所謂“詩餘”的“餘”有一種延續、承接的含義，作爲“詩餘”的詞可以延續詩歌的某些功能。與俞氏觀點相近，從文學與音樂角度理解“詩餘”者，又如謝元淮《填詞雜説》：“詞爲詩餘，樂之支也。”譚獻《復堂詞録序》：“詞爲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而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則將此種文學與音樂遞相嬗變的觀點表達得最爲清楚：“蓋三百篇轉而爲漢魏，古樂府是也。漢魏轉而六朝，《玉樹後庭》《子夜》《讀曲》等作是也。六朝轉而唐人，絶句之歌是也。唐人轉而宋人，長短句之詞是也。其後詞轉爲小令，小令轉爲北曲，北曲轉爲南曲，源流正變，歷歷相嬗。故‘餘’者，聲音之‘餘’，非體制之‘餘’。”⑨
又陳仁錫《草堂詩餘四集》序云：“詩者，餘也。無餘無詩，詩易餘哉？東海何子（何良俊）曰：‘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别，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爲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葉。’余讀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缺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凡詩皆餘，凡餘皆詩。余何知詩，蓋言其餘而已矣。”秦士奇序云：“自三百而後，凡詩皆餘也。即謂騷賦爲詩之餘，樂府爲騷賦之餘，填詞爲樂府之餘，聲歌爲填詞之餘，遞屬而下，至聲歌亦詩之餘，轉屬而上，亦詩而餘聲歌。即以聲歌、填詞、樂府，謂凡餘皆詩可也。”對於這些觀點，施蟄存先生評曰：“凡是一切後世詩歌，都是《詩經》的餘波，凡是繼承《詩經》的作品，都是詩。”⑩陳、秦二人觀點也與俞氏相近，即把“餘”理解爲一種延續、繼承的意藴，强調了《詩經》作爲中國韻文學的始祖地位，注重後世韻文學作品與《詩經》的源流關係。
第二種觀點把“詩餘”之“餘”理解爲剩餘、緒餘，如蔣兆蘭《詞説》：
令慢之詞，要以意内言外爲正軌。……樂府之名，本諸管弦。長短句之名，因其句法，並無關得失。獨至詩餘一名，以《草堂詩餘》爲最著，而誤人爲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於是殘鱗剩爪，餘之於詞；浮烟漲墨，餘之於詞；詼嘲褻諢，餘之於詞；忿戾謾駡，餘之於詞，即無聊酬應，排悶解醛，莫不餘之於詞。亦既以詞爲穢墟，寄其餘興，宜其去風雅曰遠，愈久而彌左也。此有明一代詞學之蔽，成此者升庵、鳳洲諸公，而致此者實“詩餘”二字有以誤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餘”二字自文淺陋，希圖卸責。⑪
“殘鱗剩爪”一詞最能體現蔣氏對“詩餘”的理解，然此番論述將明代詞學之衰微歸咎於“詩餘”這一名稱，實爲意氣之論，且“詼嘲褻諢”、“忿戾謾駡”、“無聊酬應”莫不餘之於詞的看法，亦與唐宋詞壇實際創作景况並不相符。
第三種觀點把“詩餘”之“餘”理解爲贏餘、多餘，如况周頤《惠風詞話》“詞非詩之剩義”條：
詩餘之“餘”，作贏餘之“餘”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爲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世俗之説，若以詞爲詩之剩義，則誤解此“餘”字矣。⑫
此種觀點與蔣兆蘭恰相反，若蔣氏爲惡意詆毁“詩餘”，况周頤則爲善意拔高“詩餘”，乃是出於推尊、弘揚詞體之目的。在“詞非詩餘”條中，况周頤又申説之：“歌曲之作，若枝葉始敷；乃至於詞，則芳華益茂。詞之爲道，智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