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的影響與身世的烙印
首先，理學重視“天地生生”的觀念，對陸游關注四季生機有重要影響。陸游恩師曾幾之學“源委實自程氏……獨以誠敬宣導學者。吴越之間，翕然師尊……道學既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善天下”
。陸游也與理學家如張栻、吕祖謙等交往，更與理學大師朱熹有二十餘年的交誼。他們不僅多次題詩互贈、也表達對對方生活的關心。慶元六年朱熹去世，陸游不顧嚴峻的黨禁爲文祭悼，兩年後又爲朱熹《易傳》作跋。總之，陸游不僅與理學家有交情，對他們的學術也有所認同，受其影響或啓發也就在意料之中。
陸游的詩文即存在不少理學觀念。《和陳魯山十詩以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爲韻》云：“言語日益工，風節顧弗競。杞柳爲桮棬，此豈真物性。”
“萬物備於我，本來無欠餘。窶儒可憐生，東抹復西塗。”
許總指出其中“全同理學家强調内省修養、性情之正的思想。”
宋儒將倫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並力求修養道德以臻至與天道合一之境。陸游也認同“人皆可堯舜，身自有乾坤”
，“人人本性初何欠，字字微言要力行”
。主張人應努力發揚天命之性，在“天爵”、“吾道”的修持中契合天理，獲得無求於外的安頓。理學重視誠、敬等修養功夫，陸詩則云：“八十光陰猶幾許，勉思忠敬盡餘生。”
“亹亹循天理，兢兢到死時。”
論調與理學家如出一轍。凡此種種，皆可見陸游受到理學影響。
理學認爲，宇宙是一個有機聯繫的和諧整體，並且以連綿不絶的生生活動爲根本特徵。這一生生流行即是仁。萬物皆秉此生機以爲自性。
朱熹更突出“生”意的四季貫通，指出秋冬盛夏亦是生生不息，亦是生意貫通。而且動静間的統一不是機械性的静止和動作的彼此交替，而是静内含的潛能的孕育生長。静與動是貫通的，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線。因此，從隱微虚静處體會動、從死中體會生，是認識“生生”的重要方面。
既然流轉不息的生生之理貫通萬物之中，所以理學重視玩味自然界活潑的感性生命，借以體悟天地之仁、浄化自我心靈，或展示得道者的胸襟修養。“在理學家那裏，體道識仁每每表現爲對生命與自然的禮贊與欣賞，天道之‘生’由此而化爲道德境界之‘仁’，進而轉化爲審美境界之‘樂’。”
與之相應，“兩宋理學家的詩歌，對自然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變動不居、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上，從中去領悟天理的流行化育、領會‘四時佳興與人同’的意趣”
。
陸游詩顯示他理解並接受上述理學觀念。如《幽居即事》：“霜林兩株橘，春圃數畦菜，仁哉造物心，乞我曾不愛。”
以冬春蔬果生長不息爲造物“仁心”之流露；又如《苦寒》云：“誰知冰雪凝嚴侯，自是乾坤愛育心。”
《旅社》云：“木落不妨生意足，水歸猶有漲痕存。”
霜雪蕭瑟中仍體現天地生生之理，顯然與朱子思想相通。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陸游熱情發掘與吟詠生機之美，是與理學重視“生生”的觀念有淵源的。《雜賦》云：“櫛髮晨興後，寛腰午餉餘。講明窮理學，讎校養生書。倚杖聽啼鳥，臨池看戲魚。怡然又終日，底事解愁予。”
頷聯即揭示理學爲其閒居時涵養自我、陶冶心胸的思想資源，也透露聽鳥觀魚的生活情趣與理學的潛在聯繫。
然而，由於理學家“觀天地生意”有較明確的道德認知與踐行的目的，因此他們用詩歌書寫觀物過程時，經常出現因理而選景、因景而造境，或從物境中抽繹性理主題，或在觀物之際述及存養功夫等現象。
陸游則没有以觀物爲存養方法的明確意圖，相應的也就缺乏理學詩中的此類表現。在更多的時候，其生機之詠流露的就是超然於個人雜念、通達於宇宙規律而與萬物“同流”優遊的閑適心境。
此外，陸游的生機之詠還伴隨“大濟蒼生”的使命感。此類作品雖不多，但展現與專注於本體追求的理學有别的入世關懷。例如《雨霽出遊書事》：“十日苦雨一日晴，拂拭拄杖西村行。清溝泠泠流水細，好風習習吹衣輕。四鄰蛙聲已合合，兩岸柳色争青青。辛夷先開半委地，海棠獨立方傾城。春工遇物初不擇，亦秀燕麥開蕪菁。薺花如雪又爛熳，百草紅紫那知名。小魚誰取置道側，細柳穿頰危將烹。欣然買放寄吾意，草萊無地蘇疲氓。”
末兩句爲點睛之筆。《唐宋詩醇》評此詩云：“閑閑即目，有鳶飛魚躍之意。末句一轉，便追風人，非大家烏能有此。”
此詩是陸游早年少見的詠歎生機之作，其意却不僅在寫景物之美。它作於詩人以“力説張浚用兵”的罪名免歸故鄉不久，投閑置散、苦悶滿懷之際。在此處境中，詩人放生小魚，使之融入大化中，顯然並非閑情逸致的表現，而是爲了慰藉自我“無地蘇疲氓”之憾，意在表達與天地相通的仁愛之懷。
淳熙十六年罷歸山陰後的近二十年閑居歲月中，陸游仍不免對萬物生出類似感觸，如《魚池將涸車水注之》云：“清波溜溜入新渠，鄰曲來觀樂有餘。試手便同三日雨，滿陂已活十千魚。喜如雷動風行際，快若天開地辟初。萬物但令俱有托，吾曹安取愛吾廬！”
全詩活躍的節奏中流蕩着詩人贊天地之化育的快意，末句反用陶詩之典，也突出了陸游即便退居鄉野多年，對仕途漸感灰心，但濟世宏願仍未熄滅。又如《甕池》云：“埋甕東階下，灩灩一石水。買魚畜其間，鱍鱍三十尾。力微思及物，爲惠止於此。無風水不摇，得志魚自喜。涵泳藻與蒲，永不畏刀几。飯罷時來觀，相娱從此始。”
亦揭露珍重活潑生意與仁民愛物之志的相互呼應。
總之，陸游的生機之詠既體現理學“觀生意”思想的影響，也流露更爲鮮明的入世情懷。這種特點的形成，與南宋始終存在的憂患情勢，以及陸游壯志難酬的深重遺憾和終生不渝的社會責任感，當然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