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對韓愈七言古詩的接受
前面曾經提到，“醜惡之美”被正式引入詩歌並加以藝術表現，這一現象濫觴於韓愈。那麽，歐陽修是如何祖述韓愈的詩，在詩歌中，又用怎樣的手法去表現“日常生活中醜惡的部分”的呢？基於此，本部分將就歐陽修對韓愈詩的接受狀况展開考察。
據《記舊本韓文後》（《居士外集》卷二三）記載，歐陽修對韓愈懷有敬仰之心，始於少年時期的體驗。十五六歲左右，他曾在鄰家的藏書中偶然見到《昌黎集》殘本，並被深深吸引。之後，歐陽修曾親自着手校對韓愈文集，並將其散文視爲古文典範而大加稱揚，並模仿創作。這是周知的事實。而對於韓愈的詩的魅力，《六一詩話》（《雜著述》卷一四《詩話》）提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此外，歐陽修文集中還有很多自比爲韓愈，將梅堯臣比作孟郊（751—814）的表述。
對於歐詩受韓愈影響，以及二者的相似性問題，宋代的評論家早已涉及。如歐陽修的友人劉攽《中山詩話》云：“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絶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曉。”⑭又有南宋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卷上：“歐陽公詩學退之，又學李太白。”⑮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説“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⑯則特别著眼於韓愈“古詩”對歐的影響。之後，宋末元初的方回在其編纂的唐宋律詩選集《瀛奎律髓》卷四中，從詩體的角度評價了歐陽修的唐詩學習情况：
讀歐公詩，當以三法觀。五言律初學晚唐，與梅聖俞相出入。其後乃自爲散誕。七言律力變崑體，不肯一毫涉組織，自成一家，高於劉、白多矣。如五、七言古體則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類昌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出其門者，皆宋文人巨擘焉。⑰
歐陽修年輕時是否真的學習“晚唐體”，以及他與“西崑體”詩人的關係等問題，方回的論述尚有探討的餘地。不過，倘若按年代順序翻檢歐陽修現存詩作，就會發現，從其應舉到初仕洛陽，進而至景祐三年（1036）貶官夷陵爲止，這若干年的作品中，明顯模仿韓愈的作品並不多見。貶謫夷陵之後，他受韓愈影響的痕迹纔開始變得顯著，尤以七言古詩爲代表。筆者在實際閲讀時有以上感受，所以大體贊同方回之見。⑱此外，與方回大致同時的李治（一作李冶）也有類似評價：
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于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⑲
與方回相同，李治對於歐陽修中年時期全面學習韓愈的評價，也是一種基於創作整體的粗略概述，這種説法的客觀性和妥當性我們暫且不論。不過，從詩體與年齡的關係入手，對歐詩進行整體把握的考察角度有其獨到之處，可作爲一家之言以供參考。
筆者嘗試將歐陽修的詩按詩體分類，並且依照其政治經歷的五個時期，分别統計了各時期、各類别的作品數，得到的數據如下表：
歐陽修詩作數量（分體、分期）
（續表）
*各時期詩體比例的前兩位已加粗標記
從統計結果來看，歐陽修詩作在數量分布方面的特徵，可概括爲如下幾點：（一）貶謫夷陵之前，也即歐陽修的修行時期，其詩以五言古詩和五言律詩爲主。（二）貶謫夷陵以後，逐漸踏入中年時期的歐陽修不斷增加七言古詩的創作，這一直持續到嘉祐（1056—1063）末期爲止。（三）表格的第四、第五期，即從至和元年（1054）重返都城汴京，回歸政界中心之後，到晚年隱退潁州的這一時期，與古體詩相比，近體詩的創作比例更高，尤其以七言律詩爲最多。不過，就像筆者曾經論述過的那樣，到了嘉祐年間，歐陽修與梅堯臣及其周邊的詩人們展開了頻繁的唱和活動。在詩歌唱和之時，基本上和詩者會直接借用原詩詩體，且在很多情况下會積極地模仿原詩的詩風。因此，關於詩體的比例變動問題，實際上不得不考慮這種創作上的制約因素。
回過頭來看，以上文所引方回和李治的評論爲前提，再結合上表的數據分析，在考慮歐陽修對於韓愈詩的接受這一問題時，應聚焦於他創作活動最活躍的中老年時期（即表格中的第二到四期，三十六歲到六十歲區間）的七言古詩之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創作的七言古詩之中，第二期26首中的19首，第三期35首中的20首，第四期50首中的38首，長度都超過二十句，也即有將近七成的七言古詩都是長篇的作品。
清代王士禛也指出：“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長句高處直追昌黎。”
在歐陽修的很多七古長篇中，的確可以看到模仿韓愈詩的痕迹。在下面一節中，筆者將以第三時期中慶曆六年（1046）冬天作於滁州的《菱溪大石》詩（《居士集》卷三）爲例，分析歐陽氏模仿韓愈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