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
坚定不移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的奋斗目标和崇高信念,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政治方向。习仲勋作为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无论是在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时,还是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不公正迫害时,他从未放弃对党的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坚持革命理想信念不动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灵魂,也是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精神支柱。习仲勋早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就意识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革命斗争所采取的方式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被实践所证明的唯一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习仲勋对此不仅有明确认识,而且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努力践行这一思想。正如他在后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上所指出的:“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1]为了进一步解释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习仲勋曾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强调“梢山主义”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斥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窜山林主义,枪杆子主义。我们大家想象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的上山、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正是由于习仲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理论,从而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仲勋在总结《七月决议》时期的工作时也充分肯定了这种思想认识,他指出:“与敌人斗争,我们制定了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拿起枪杆子。为着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又必须是在乡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开始是在陕甘边的桥山中段捡来了一处根据地,以后,为了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获得高度的回旋余地,便在陕北、关中建立了几处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了人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及富农的出租土地,加以分配;发动农民斗争,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即民兵),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与敌人作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胜利。”[2]
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使习仲勋深刻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必须遵循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他在总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时曾谈道:“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3]毛泽东和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高度赞扬刘志丹和习仲勋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并认为这一根据地建设办法很高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习仲勋等人在陕甘边区创造的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配合”的这一切实有效的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至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并用“做眼”一词形象的说明根据地彼此之间互为依托,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的这样一种全新模式。
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革命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对此曾总结指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4]因此,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开展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是革命斗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习仲勋无论是从事武装斗争还是开展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都能把坚持革命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这正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刻内涵的最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