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据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在一个民族中广泛传播、在该民族的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融入该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气质之中，并进而成为其自己的精神家园，必定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基督教罗马化如此，伊斯兰教中亚化如此，佛教中国化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也不例外。其学理上的具体依据，要而言之，下述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与省思。
其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开放性、世界性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的“初始条件”。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趋势，而且呈扬了契合人类思维本性和代表人类思维现代取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说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会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而吐故纳新、去伪存真、与时俱进。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在“近现代全球化”这一宏大叙事的世界图景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那么它就能够适用于一切国家与民族，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那么它就能够开显出巨大的解释张力与阐释空间。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那么它就会具有不囿于时间与地域限制的普世性，并能够成为具有永恒的历史性价值和自觉面向世界与未来的世界性学说。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也值得为中国所用（科学性所致），可以做出中国式的创造性解释（开放性所致），也可以成为中国弥足珍贵的财富（世界性所致），而这些理论品格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初始条件”。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科学性，那么将一种不科学的东西民族化（包括中国化）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有悖常理；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凭空创造的故步自封、孤芳自赏、僵化不变的学说，只有文化上的个体意义，只是一种默默独语、自我封闭的“单子”，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民族文化样态根本就不可通约，更遑论对其予以创造性转化了，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种种民族化、具体化（诸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跨越国界大放异彩的基本事实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其二，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的“客观原因”。众所周知，近代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运动之中，并在西方诸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下渐次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激烈的社会变迁、重大的社会动荡不仅击碎了儒家文化的迷梦，而且瓦解了中国承载社会整合力、向心力、凝聚力的精神支柱。面对民族危亡、精神缺失与价值空场，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怀疑、反思与批判西方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这样一来，作为能够改造世界的批判的、革命的理论学说以及被压迫者追求现实解放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契合了人们要求急需重建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取向与深层文化心态，就在人们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并迅即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潮。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如果不是激烈的社会变迁、重大的社会动荡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求”，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富有强烈的批判性、革命性与实践性指向，国人大概很难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情感上的强烈共鸣与心理上的彻底认同。而没有中国社会变迁这一现实的“契机”与“触媒”，没有强烈的理论需求、情感共鸣与心理认同，马克思主义可能会与其他思潮一样至今还只是一种外在之物、异己的存在。
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理论研究者的“理性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的“主观动因”。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世界性的学说，但因其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呈扬的“总的指导原理”[3]，且各民族所面临的实践与时代课题千差万异，因此，只有将其具体化、将其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其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而种种“化”无疑又离不开理论践履者、研究者的“理性自觉”。这种“理性自觉”不外乎涵涉“学理解读”与“实践诠释”这样两个主要层面。
就“学理解读”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理论研究者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降就对学理上的解读保持了高度的理性自觉。一方面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涵探幽发微、阐扬诠解；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辩证对接。
就“实践诠释”而言，高度的理性自觉更是自不待言。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停留于学理层面，而是使“解释、理解”与“应用、实践”相关联，并强调实践诠释的优越性。学理的解读固然重要，而且实践诠释也离不开学理解读，但是，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何种“解读”，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做出何种“耕犁”，甚至解读的结果最终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意”不爽毫厘，那么还只是说清楚了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而其中国化的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解放诸于中国具体实际中并经由实践来检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4]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特别注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与文化习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把中国自身的经验努力上升为一种科学理论，即让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即是这样一种努力的明证。
其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的“相融相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向来不乏强大的韧性与张力，不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与精神气度，故而中国文化不仅能在表层上接纳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样态，更能在深层中找到二者得以“双向互动”“视域交融”与“耦合再造”的根基与支点。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二者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隶属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哲学思想方法”、抑或在“社会理想追求”上均存在一些契合融通的因子。
在价值取向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为其基本要义，突出集体本位，强调个体对群体价值的认同；而马克思主义虽源于西方，但其与以个体取向的价值观为精神内涵的西方文化判然有别。它强调人的“社会性”、人的“类本质”，强调“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全人类的解放与集体意识，因而二者在强调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上以及突出人的主体价值与主体作用上无疑具有相通之处。
从哲学思想方法上看，中国传统哲学“躬行践履”与“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传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所体现的“实践”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周礼中的“礼尚往来”与周易中的“阴阳互补”以及老子的“有无相生”、庄子“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等所体现的“辩证精神”与“对话意蕴”，以及注重当下把握事物的本质的“整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向”、对话宽容的“辩证法”以及注重联系发展的“辩证思维”可谓不期而遇、不谋而合。
就社会理想追求而言，中华民族悠久珍贵、源远流长的“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的憧憬与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运思与设想无疑具有趋同性，这说明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理想与终极关怀。没有二者致思趋向、精神理路、价值理想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便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唯有文化上的相融相通，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方便、最快捷的思想桥梁”，[5]才是其得以可能的“文化底蕴”与“内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