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走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业已成为一个理论学科，成为理论界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不仅其学科意识日益凸显与强化，而且其研究也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日益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随意性”走向“规范性”、从“经验化”走向“科学化”、从“散在性”走向“系统性”。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有些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过于强调自身学科研究的边界，缺乏与不同学科对话的学科间性意识；二是把自身学科界域中的问题分割而治，缺乏一体化的系统整合；三是陶醉于复杂的概念与繁琐的论证，缺乏与现实对话的问题意识；四是过于强调关注文本、回到文本，缺乏与文本对话的解释学精神；五是过于热衷本土视域的历时聚焦，缺乏与马克思主义其他民族化形式共时比较的世界意识。要改进与完善这些不足，并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新发展、获致新成就、拓展新局面，下述几个“研究走向”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其一，从“学科闭守”走向“学科间性”。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边界理所当然，因为随着学科制度化、专业化、组织化的发展，“每一个学科都试图把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7]同时，明确其学科边界也具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它不仅能凸显该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学术旨趣、理论视域与价值取向，而且能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条分缕析、有章可循、井然有序。但是，如果一味固守某种学科边界，动辄被学科边界所羁绊，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走向“孤芳自赏”与“自我封闭”、走向“定域关注”与“思维定势”，这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范型的更新、学术思维的养成、学术灵感的培植、学术方法的突破以及学术视域的拓展，而且还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浩瀚的实践面前削足适履，最终沦为研究规范的俘虏。
学科的边界化不过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产物，因而学科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诸多的学科的界说也并非金科玉律。实际上，当代社会科学在历经长期的专业化之后，已大踏步地朝着学科交叉、融合与整体化的方向迈步，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还要坚持“学科闭守”，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石中取水”“闭门造车”，最终会因“正反馈”而归于沉寂、丧失生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学科闭守”走向“学科间性”，无疑是其生命勃兴、成果丰硕的理性选择与应有之义。
走向“学科间性”，就是要越出自身的学科边界，融入大的学科生态之中，一方面使其他相关学科所创造的资源、所奠定的基础、所开拓的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依托与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成果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领域，使之成为该学科研究的突破口与润滑剂。
其二，从“单向度割裂”走向“系统性整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其成果虽然丰硕无比，但大都流于一种“单向度割裂”，主要表现在：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割裂而论”，比如制造马克思主义结论与方法的割裂、理论功能与政治功能的割裂。[8]要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结论的优先性、要么强调其方法的至上性，要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功能的至高性、要么强调其政治功能的无上性，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需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只需其方法或者相反、无需其理论功能只需其政治功能抑或相反等异常偏颇的结论。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分割而究”。虽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在学理上具有“一脉相承性”达成了共识，但从整体上对几大理论成果予以把握和进行研究的成果则相对缺乏，概论性的成果有之、专题性的成果有之、比较性的成果有之，但整体性的研究则不多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克服一种“分割而治”的状态并获得其科学性与完整性，一个应有之维就是要从“单向度割裂”走向“系统性整合”。
走向“系统性整合”，就是一方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严整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策略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理想取向与科学论证的统一，倘若缺乏如是的严整性意识，就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断章取义的解读，很容易走向种种非整体性的“断裂论”与“割裂论”；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整体化的研究视域中找到一以贯之于几大理论成果之中的理论主题、基本规律与方法原则。如果没有整体性的研究意识，就很容易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总体特征、体系结构、理论主题与价值评判变得避而不明。
其三，从“精致科学的构造”走向“问题意识的重塑”。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不良的倾向，那就是某些研究者固步与陶醉在思想和概念的“象牙塔”内构建自己的“精致科学”，从而一方面使得复杂概念日益增多、论证日趋枯燥与繁琐以及成果日趋深奥与晦涩甚至是低水平机械地重复，以致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呈现一种越来越学院化的走向；另一方面又使得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日益演变为远离现实与生活的“玄学”，以致自身生机匮乏、活力缺失。而要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充满生机、不乏活力，一个理性可取的方式当是从“精致科学的构造”走向“问题意识的重塑”。
走向“问题意识的重塑”，就是要让“形上诉求”让位于“形下关切”，让“思想游戏”让位于“实践精神”、让“概念拼图”让位于“问题意识”、让“理论世界”让位于“生活世界”。时刻与时代现实保持辩证的、双向的而非线性的、单向的互动，时刻以现实问题为契机，与当今时代展开“问题式对话”，并及时为时代问题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的解答提供关乎实践观念的智慧。唯有把自身运思的基点植根于现实之中、直面现实生活并且重塑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能提出富有意义与价值的问题，才能向纵深的方向迈进。
其四，从“文本原意的追寻”走向“文本与研究者之间的解释学对话”。学界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研究，就必须要回到文本、回到马克思，只有通过一种回到抑或走进马克思的文本学解读模式，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本真意义与当代价值，进而透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诚然，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文本的某种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不例外。但是，关注文本、回到文本绝不是以一种绝对客观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再现与恢复文本的“原意”，而是要以一种视域的遭遇、纠缠与交融的方式使得研究者与文本之间展开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通过这种“解释学对话”，一方面呈现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思想语境，另一方面修正作为解释者的我们的“前见”与“意旨”。同时，回到马克思，也不是要“将自己限制在马克思当年所开拓的历史语境中，限制在马克思思想的时空框架内，而对当代切身性的时代课题置若罔闻”，[9]而是要带着当代的疑难问题、思想诉求与民族期望“回到”“走进”“走近”“重读”或“神会”马克思。
由于文本的视域与解释者的视域存在一种遭遇、交融、沟通与纠缠的关系，所以既不会出现解释者不顾文本视域的任意曲解、恣情演绎，也不会出现文本无视解释者视域的孤芳自赏、自我封闭。倘若没有文本视域与解释者视域的融合，没有文本与研究者之间的“解释学对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就无法进入中国的话语实践，也无法进入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空间。同时唯有通过这种解释学对话，才能解构悬置形形色色的绝对主义、先验主义、基础主义、本本主义、原教旨主义，才能重新唤醒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以及让马克思主义在深度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获致一种内在超越。
其五，从“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的分离”走向“历时聚焦与共时比较的并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虽然林林总总、不可悉数，但基本上都流于“本土视域的历时聚焦”，都在抱守一种“内在”的视域，换言之，大多数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一种只是萌发于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并未将其放诸于世界性历史背景下与宏大叙事的世界图景中来加以考察与审视，因而，“外在”的视域（“世界视域”）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回避忽略，这不仅难以真正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共时性”关系，而且很难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趋于深入与走向世界。
“本土视域的历时聚焦”不可或缺，“世界视域的共时比较”同样至关重要，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既要以一种历时性的方式来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理论前提与内在机理，又要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以及越南化等其他民族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共同规律，厘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普遍规律”，明辨哪些问题可以进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域，又有哪些方法路径、经验教训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借鉴、所汲取。
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在”视域的引入，将会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认识、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域，以及催生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同时，这种“历时聚焦与共时比较的并重”的研究理路亦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进路、运行机制与内在特质。
【注释】
[1]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新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5]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6]滕守尧：《文化的边缘》，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页。
[7]华勒斯坦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页。
[8]朱荣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9]王金福：《“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