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一、问题缘起

俞吾金曾指出,阅读并解释历史的“意义中心”从来不在过去,而只可能在当代,历史意识的座右铭应是“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而不能是“不懂得过去,就不了解现在”。[1]之所以在此引用他的观点,归因于用什么标准评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明确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是什么,才可能对《形态》的历史地位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不可消解的当代价值,不在于“异化”逻辑支配下的“人道主义”冲动,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已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破产;也不在于从“市民社会”概念,钟情于商品逻辑支配下的“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符码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自杀的德波预示了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无力和尴尬。综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际遇,面对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相应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战略在面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资本主义,是否依然有效和有价值。套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或者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马克思留给当代人类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当世人还在争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过时”,是不是被“终结”时,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再反思乃至一定范围的“《资本论》热”,更为重要的是其恰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要旨就是其革命的、批判的历史意识,就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批判。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

基于此,倘若只从“现实的个人”概念的系统阐述的意义上把《形态》视为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2]或者从马克思科学世界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初始形态的意义上把其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或者从《形态》所包含的重要思想指认《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形成[3]都是不很妥当的。当然,如果像梅林那样,认为《形态》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马克思对整部手稿的定位只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并且情愿将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看法更是不符合事实的误判。[4]如果梅林只是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理解为过渡作品的话,那么法国哲学家阿尔图塞则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强调了该著作者对先前哲学信仰的“清算”,并把这部著作看成是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的确切标记”的见解也是值得商榷的。

这里的界定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形态》的词性问题。如果是状态词,那就意味着好像马克思其后的论著不过是对《形态》阐发的基本原理的运用,起码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说明不相吻合。如果按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解释,《形态》写作的目的是“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5]恩格斯也曾指出,他们的新的世界观,首先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的。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就是从社会历史动态发展的角度说明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并导出科学批判理论的真实出发点,[6]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历史的暂时性。如果从《形态》所能体现的相关理论来看,的确还存在很多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很多学者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全部思想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7]“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8]“早期思想探索的阶段性重大成果”代替《形态》一词的重要原因。而如果《形态》一词具有“过程”含义的话,也恰恰证明这种定位是值得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域开始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称其为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天才”提纲。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决定性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一文本第一次公开面世的。[9]而马克思将哲学的批判理论与现实的经济学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则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真正形成的。因而,可以说,虽然《形态》是这一新的世界观首次比较具体的阐发,但绝不是“系统的”“全面的”“明白无误的”,对此还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界定。对此,唐正东的见解是深刻的,他认为《形态》并没有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整体建构,它至多只能说是开始了这种建构的过程。[10]如果要定位的话,笔者觉得还是参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定位术语比较合适,即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具体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

其二,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真的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内在矛盾做出了完整的、科学的表述吗?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进行探讨。在此只是指出,《形态》最根本的特征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阐释,这一点巴加图利亚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即使第一次弄清并简要陈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科学世界观形成的标志[11],也不意味着这种把握就是真正科学的、合理的。必须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之间的本质性关联程度来评价《形态》。那么,《形态》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阐发到底存有什么样的缺陷呢?笔者拟从《形态》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