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关中书院会约》思想探微

王宝峰　张　舵

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小康”之世的治理，“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深究传统礼文化，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寻求“中国”思想文化资源，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以李颙《关中书院会约》（以下简称《会约》）为例，说明礼文化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曾经发挥的作用，未尝不可为当下文化建设之一助。

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厔（今周至）人。前人评价李颙之学，博观而能会通，“以尊德性为本体，以道问学为工夫，以悔过自新为始基，以静坐观心为入手。”^[1]李颙学参程朱，归旨心学，重躬行实践，“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实为关学后劲；又力倡“明体适用”经世致用之学，欲以一身任纲常名教之重，挽救理学空疏流弊，亦堪当实学鸿儒。李颙学术宗旨和救世意图，可从他主持关中书院时订立的《关中书院会约》中窥见。《会约》制订详备的学仪、学程，从礼仪践履层面规范了士人言行；而深究《会约》内在礼义，可见其融贯了李颙以灵原本体为基，以悔过自新为要之儒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