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

围绕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农民革命与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比较早的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进行反思和质疑的人，也是开拓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革命道路的先行者。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开始有意识的着眼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问题，并率先在党内对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层不重视农民问题提出疑义。他明确指出要发动农民，重视农民革命。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所作的《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一是农民问题，他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到长沙之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2]此次会议，毛泽东在认可国际代表报告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革命后期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方向性问题，即农民革命的问题。其二即武装斗争问题。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虽然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直接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对于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思考。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接连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党中央原定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并且力主将起义余部开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率领起义部队经萍乡转至井冈山，开始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向农村退却的战略转移，走出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第一步。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如此，从1928年到1930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在回应中国革命道路疑虑者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方面批驳了王明等人仍然只重视城市，不重视农村的错误倾向，同时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撰写和发表了包括《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多篇文章，进一步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批判了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再次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至此，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已经有了更宏观深远的论述。正是在毛泽东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农村迅速发展壮大，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胜利后，各革命根据地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逐步连成一片，形成了对城市的包围态势。解放战争时期，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覆灭，同时也宣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