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学理依据的探究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的种种合法性理由，但是“可能”并不意味着“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可能态走向现实态无疑又需借助一些基本路径来加以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所依凭的基本路径，学界关注与聚焦得最多的当是“结合”的路径，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两个维度上的结合。但问题是，结合的方式是什么，其机制又何在，这些问题学界要么缺乏研究，要么语焉不详。
“结合”无疑不可或缺，也只有在“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中国化。但是“结合”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线性地“拼凑对接”、简单地“数学相加”、机械地“杂糅叠合”，而是要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中国实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辩证互动、对话沟通与视域交融。换言之，“结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全盘照抄、生搬硬套地与中国的实际相勾连，不是唯马克思主义是崇，也不是唯时代特征、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是举，而是以“去先验”“去中心”“反本本”“反基础”的方式使得彼此“平等协商”“宽容互让”与“和而不同”。因此，“结合”的实质就是“对话”，相应地，对话的路径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对话”之为“对话”，就在于它能够让彼此“辩证互动”“和谐共在”“动态互文”“和而不同”与“视域交融”。“对话之所以是对话，就在于参与双方只有区别，而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相互的启发和作用，而不会是一个把另一个吃掉。”[6]换言之，真正的“对话”所追求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相互对立，而是彼此契洽的水乳交融。在真正的“对话”那里，权力话语化为乌有，彼此间的紧张关系涣然冰释。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怎样展开对话？撮其枢要，下述几个维度值得我们聚焦与躬行：
其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理论与知识，更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方式、一种不断与现实（实际）展开对话的理性与批判精神。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品质、与时俱进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使之不断地与中国实际展开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进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既是对话，就不能唯你是崇，或者唯我是举。因为，无论唯马克思主义是崇，还是唯中国实际是举，理论上不仅不可取，历史及实践证明还十分有害。
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于五四运动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规模传播，正是由于先进的中国人视其为救国救民、建立理想社会的指南，旨在用其直面与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同样，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穷源以竟委，乃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将运思的基点定格于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种种现成结论之上，而是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主体自身的能动性、自觉性，直面中国自身独特的问题，并以中国的革命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
无独有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引入21世纪，就在于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破除迷信，以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为轴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既不拘泥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现成的结论，也不拘泥毛泽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能够走出毛泽东理解社会主义的偏差与误区，并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的更新做出独特的思考与探索。正是基于同样的问题式对话，江泽民、胡锦涛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准确地判断与把握中国的实际与国情，以开放的心胸、卓越的远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创造性地推向前进。
其二，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又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的过程，即在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主体如何“理解”与“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以及基于“理解”与“诠释”来进行实践的过程。
这里的“理解”“诠释”与其说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原意”，毋宁说是使中国解释者与马克思主义文本、读者与作者之间进行难以休止的“对话”。因为，以现代解释学之见，不仅“文本”是无限敞开的，而且“理解”也不是纯然客观的，即理解者无法超越自己的“前见”，无法消弭自身与文本之间存在的“间距”。既然追寻原意不可能，那就只能对话。既是“对话”，就不能囿于“作者中心”“文本中心”的客观主义，也不能囿于“读者中心”“解释中心”的主观主义，不能以我之心度你之腹，而应携我的视域进入你的视域，使我与你的视域产生交融。
不过，中国解释者的“前见”并非全然合理，即它既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会有积极与消极之别，故而中国的解释者面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由于受制于既定的“前见”，也就不可避免地既会有正确的、创造性的解释、与积极的、成功的运用，也会出现错误的、教条的解释、与消极的、失败的运用。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这一对话过程中，既会看到由于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解释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创新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也会看到由于机械的、教条式的误读误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诸如王明路线等如是让中国革命与建设遭受挫折、蒙受损失的错误理论。
但是，我们不能用解释、理解的二重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没有这种对话，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意义就不可能获致任何现实的表达，也不可能会有任何重构与新生。至于解释学对话结果有无对错、能否可行，诉诸实践即能验明。
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与学理层面的对话不可或缺，观念层面的对话也至关重要。因为一种外来的理论倘若未经过与本土思想资源在观念上的交锋、碰撞、对话与沟通，就很难得到人们思想上的认同。
与前两种对话维度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也要超越主客二元、非此即彼、各偏一隅、各执一端的思维范式，即我们既不能唯马克思主义是崇，也不能唯中国传统文化是举，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所谓“儒学化”），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所谓“断裂化”），而应以一种在对话中求“和”的思维方略使二者平等地交往、真诚地沟通。“和”即意味着两种事物非常融洽地相呼应、相并存，因此，对话之“和”也就意味着对话双方应该在自我与他我的共在中平等地彼此认同。唯有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交往与对话，才能一方面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与水乳交融，十分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命题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即使这样一些概念、范畴、命题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独特形式，同时也使之创造性转化并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征。诸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对“实事求是”“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等具有中国传统古典韵味的理念所作的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质与实践品格，同时也以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与风格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以及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具体化、民族化和获致广泛的世界意义呈扬了完美的典范与耐人寻味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