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观定位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是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形式出现的。[29]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制的各种历史的“存在形式”，包括不同形式的私有制的更迭和演进，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的。例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由于“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并发展了的“封建的所有制”，虽然“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但“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30]其内在矛盾是这样的展开的：“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31]
从表面上看，好像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论大体相同。因为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凭借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的线索建构起对整个历史过程的解读时，他的确已经超越了历史经验论，并初步建构起了历史本质论的逻辑线索。[32]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在《形态》中由于经济学水平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大工业，这就迫使他采取了同亚当·斯密相同的视角，着重以“分工”的维度来理解生产力问题，主要以“交往”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问题。这样的结果也必然导致他们仅停留在经验性的生产关系层面，求助于人性的线索来完成对这种矛盾的解释，而不可能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视角去进行科学的阐释。正如王峰明所指出的那样，《形态》尚未达到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并用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这样的深度，而只是停留在比生产关系更为宽泛和外在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的层面。[33]这样一来，《形态》中内在矛盾线索必然会由于缺乏具体的历史性内容停留在经验性的生产关系层面，而主要依附于生产力线索的地位，从而不足以达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的科学的、历史的、具体的境域。
当然，在此并不意味着要刻意贬低《形态》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无论从其文本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国家理论”等丰富的内容，还是其在马克思创立“历史科学”中的显著位置，都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总结研究并赋予挖掘其当代价值。
【注释】
[1]俞吾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当然，俞吾金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承认不同历史时期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前提的。
[2]汪信砚，李志：《“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的入口处》，《哲学动态》2007年第9期。
[3]聂锦芳：《重估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价值》，《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4期。在文章中，作者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维度重估《形态》的地位和价值，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内涵变迁、“消灭哲学”的含义辨析、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握、资本批判与“共产主义”建构的重要思想中，关键还在于能不能科学合理论证资本主义历史的非永恒性，关键在于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清楚全球化逻辑、资本逻辑带来的时代难题，特别是资本主义腐而不朽的内在逻辑。换个视角说，《形态》所标志的“新哲学”如果没有与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觉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真正完成哲学新视域的建构。
[4]赵玉兰：《论梁赞诺夫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6]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
[7]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8]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10]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11]侯惠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3期。
[12]王峰明：《〈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微观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1期。
[13]王峰明：《生产力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6期。
[1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380页。
[15]《形态》中的生产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名词形式出现的，意即生产力的物化表现；一种是作为形容词出现的，意即创造性的力量或者如广松涉所讲的生产塑力。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20]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21]赵家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难解之谜》，《哲学动态》2014年第4期。笔者首先赞同赵家祥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在《形态》中使用了“生产关系”概念；“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不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另外，席大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何以被误读和低估”中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不过，他倾向于把“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概括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出《形态》中的交往思想是被误读为不成熟的“生产关系”概念的观点。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5页。恰如唐正东在《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所言：譬如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这种所有制形式就不再表现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表现为劳动者失去这种所有权，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权。
[25]席大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何以被误读和低估》，《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在1974年版的第25卷中的序言中出现两次，指的是政党的交往，已完全失去《形态》中“交往”含义的丰富性。
[27]比如有人用马克思致安年科夫信中到交往的强调来论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独特性。但如果从马克思理论视野推进的角度讲，这种术语的消失恰恰是符合马克思理论逻辑的进展。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32]唐正东：《马克思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
[33]王峰明：《生产力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