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虚无主义的道路——基于辩证法的视角

超越虚无主义的道路——基于辩证法的视角

马新宇

许久之前,尼采告诫我们:“虚无主义站在了大门口:我们这位最不详的来客来自何方呢?”[1]而在当下世界,无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抑或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虚无主义早已登堂入室。它不再是那个站在门前窥视人类的精灵,而是深入人的内心、深入人的生活的魔鬼。它肆虐在物欲横流、躁动不已的当下世界,毫无节制的吞噬着人的心灵。尼采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对当下的我们似乎更为合适。他对现代人虚无主义状况的描述,都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他说到,“左右逢源而又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毋宁说是典型的现代特征……现代人体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价值矛盾,他脚踩两只船,他同时说‘是’和‘否’”[2]这样的语言在尼采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深刻地揭露了虚无主义背景之下现代人的典型特征。我们不能听任虚无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哲学必须对这一挑战做出回应。

虚无主义一词首先是屠格涅夫提出来的。第一个将其引入哲学领域的则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文学意义上对虚无主义的使用与哲学上的使用互相影响,在尼采的时代,他说虚无主义这个不速之客已经来到了门前,还没有登堂入室。到了海德格尔,便已经在其鸿篇巨制《尼采》中思考如何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问题了,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侥幸摆脱虚无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时代的气质。要对虚无主义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必须回到源头上进行清理。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定义是“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3]他的这个定义是在洞悉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历史上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尼采认为,西方哲学一直由柏拉图主义占据主流。柏拉图主义否定现存世界,认为这是一个意见的世界,而彼岸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是一个真理的世界。这一思想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之中,甚至包括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基督教。因为在尼采看来,基督教只不过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此种思维方式以否定真正意义上的真实世界为基础,认为此岸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最终走向了对此岸的否定,导致虚无主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彼岸世界既然是真实的世界,是所有美好和理想的所在,是理念的世界,是最高价值、终极价值的寄托,而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所谓真实的世界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之上。当发现最高价值的这一特征之后,贬黜便成了必然的过程。因此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就是要“重估一切价值”。总而言之,尼采视域里的虚无主义是在价值论的角度展开的。

既然虚无主义的成因是将最高价值设定在彼岸世界,那就可以通过重新设定价值来克服虚无主义。当然这个重新设定不仅仅是在原来的最高价值的位置上重新置入一种价值,而是不仅要否定那个价值,同时也要否定那个价值的设定方式。尼采的立足点是此岸世界,新的价值设定原则是强力意志,只有新的价值确立起来,旧价值的坍塌才能彻底完成,因此新的价值设定原则的建立就是虚无主义的完成。

海德格尔在尼采开辟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他认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只不过是虚无主义的完成,体现为古典的虚无主义。因为不仅仅是价值的设定、价值的贬黜是虚无主义,而且价值的重新设定本身也是虚无主义。在海德格尔看来,从价值的角度理解虚无主义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但这样做会遗忘价值背后的存在,或者说是将价值存在化,实际上是贬低了存在。尼采将自己的哲学视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海德格尔指出,他的颠倒正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因为形而上学至此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整个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到尼采都是为了寻求存在,却最终遗忘了存在,真正关注的一直是存在者。可见,对虚无主义的理解至少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从价值论视域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即最高价值自行贬黜的过程;一是海德格尔指出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来,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也是虚无主义的体现。

既然形而上学的传统是关注存在者而忽视了存在,那么海德格尔采取的路向只能是重新让存在显现,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就是存在之澄明。他认为“存在不是在某个地方孤立地隔离的,此外还悬缺着;而不如说,存在之为存在的悬缺乃是存在本身。”[4]所以,纯存在就是纯无,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自我否定,即虚无。这种追问不是要寻求答案,仅仅是为追问而追问。但另一方面,必须对存在有所言说。海德格尔因此陷入了说与不可说的矛盾之中。这种境况是海德格尔力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化的表达方式,但又想让人们知道一些东西的结果。这种意义上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也是为了走出一条不同于尼采的价值论路向的道路。但他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克服虚无主义,以及为什么要思存在这个问题,最终所依据的是人的本质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这一事实,这正是一个价值事实。”[5]并且,在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徘徊还可能会导致再次陷入虚无主义的漩涡。因次,海德格尔力图在摆脱价值论的方向上思考虚无主义的克服是不够成功的。

尼采通过“重估一切价值”来克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思考虚无主义的克服。他们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达到了一切可能的高度,也敞开了克服虚无主义的视域。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背后依然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也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6]海德格尔虽然一直反对使存在者整体立足于价值之上,但他对存在的思考是为了给包括此在在内的所有存在者整体寻求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这同样是一个价值问题。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价值虚无主义,克服虚无主义也就是要重塑价值观。因此,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须在价值论的路向上展开,但同时又要回应海德格尔对价值论的批评,避免一些他认为的尼采对虚无主义克服的不足之处。

传统形而上学与终极价值一体,承担着社会总体价值的重任。它虽然奠基于超感性的领域,是一种无根的存在,但在人们没有看清它的真面目以前,仍然发挥着价值总体性的作用。形而上学的终结说明了它所承诺的终极价值的虚幻性,并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出现。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两极相连。它对此岸的否定导致了此岸的虚无,而它所崇尚的彼岸也仅仅是一个偶像,不具有实在性。可见,在形而上学那里,此岸、彼岸都成了虚幻性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虚无主义是它的逻辑后果。现当代的哲学家看出了传统哲学的不足之处,指出了它的绝对主义、客观主义、基础主义特点,并在这个维度上努力克服虚无主义。他们开始对传统哲学进行解构,却走向了一种广泛分离的、没有约束的多元性、相对性,实质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虚无主义。在经历了绝对主义的单一性统治后,这种没有统一价值观的状况显得理所当然,很多哲学家非常认同这一现实,韦伯说道:“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7],麦金泰尔也认为:“不可能指望达成道德上的共识。”[8]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J·伯恩斯坦在批评客观主义时说道,“客观主义者宣称,存在着(或者必定存在着)这样一个模式,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发现它是什么,并以可能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他或她已经发现了如此模式的宣称。客观主义与基础主义以及对于一个作为基础的阿基米德点的追求密切相关”[9]。这种批评与传统哲学的特质息息相关。对阿基米德点的信仰是传统哲学本有的特征,传统哲学所作的努力在于发现这个点,从而以之为核心,使之成为人的价值依托、行事标准。任何事情都可以诉诸于这个固定的点、这些永久的基准。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知识论色彩,是用知性的思维方式把握人的本质、寻求终极根据的结果。事实上,这个阿基米德点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设想,它并不具有现实性的内容,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无。并且,形而上学的最终根据的设想只是一个神话,在神话中,人可以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赋予神,但神并不具有肉身。这种知性的思维方式可以把握世界、了解自然进而形成科学知识,唯独无法穷究人的本质,无法予人以根据,相反却会导致人对无的依恋和信仰。

“相对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个问题上或者也许是所有问题上的每一个信念都与每一个其他的信念一样好。没有任何人持这样的观点……被称为‘相对主义者’的那些哲学家只是认为,在这样的意见之间做出选择的根据不像我们以前以为的那样严格。”[10]罗蒂的这段话道出了相对主义的一些特点,说明了相对主义的视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似乎各种价值可以同时并存,互不相悖,但可以相互竞争,人可以自由选择,这恰恰与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特点相反。相对主义不承认存在一些普遍的标准凌驾于这些可以选择的价值之上,这些价值也不可以还原到终极根据那里去,这种多元性是最后面的现实。没有固定的点可以信仰,没有固定的标准可以遵循,没有统一的价值可以依托,“除了那些我们发明或者非永恒地(以及暂时地)接受的事物外,没有这些基本的限制”[11]至此,相对主义的底限已然清晰,即没有统一的根据,一切接允许,它的下一站自然就是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是现当代哲学对抗传统哲学知性思维的后果,但它并没有摆脱知性思维,只是换了一个面目出现,这也决定了它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不会是彻底的。

可见,虚无主义既不可能在绝对主义的视域里得到克服,相反,两者相互契合,也不可能通过承认多种价值使其消解,多种价值导致的相对主义从统一性的角度来说也是虚无的表现。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对于终极价值、对于人所依赖的终极根据、对于人的本质我们都是以知性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孰不知人的本性是生成性的,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的“生存”不同于其他“世内存在者”就在于它的不断的生成过程、展开过程、结缘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延伸的,没有一个存在在哪里的人的本质等待我们去发掘,也因此,没有一个终极价值等待我们去发现,然后让它成为所有意义的寄托。知性的思维方式不能把握人,因此也不能成为寻求人的终极价值的方式。在克服虚无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较远的哲学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扬弃了知性思维,具有辩证的色彩,这种辩证思维正是针对知性思维的。如果仅仅立足于知性思维,不管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还是现当代哲学,都无法走出虚无主义。

如前所述,知性思维方式所勾勒的代表终极价值的彼岸世界只是理性的设想,不具有现实性,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因此与形而上学两极相连,作为形而上学的逻辑后果出现。对于传统哲学的这种特点,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清晰的认识。康德通过划界指出,知性知识可以通过用先天范畴捕捉感性材料形成,以此为标准,他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确立了哲学基础。但他认为,知性不可以把握像意志、灵魂、上帝这样的“概念”,换句话说,知性无法解决该类问题,这就要求理性出场。康德指出,辩证法即产生于理性的超越使用,在超越使用中,没有感性材料,不可以证实,形成的也不能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确定的知识,可以视为一种幻象,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说道:“我们……把一般的辩证论称为幻想的逻辑”[12]。因此一般认为,康德对辩证法的态度是消极的、否定的。

对于康德对辩证法的这一态度,黑格尔表达了他的不满。在康德哲学中,辩证法作为“幻象的逻辑”,在超出知性的领域使用,在这个领域起作用的不是知性思维而是辩证思维。但黑格尔认为康德所谓的辩证思维仍然是一种知性思维,因为他只揭示了对立(如宇宙论的四个“二律背反”)而没有提到统一,其结果必然是消极的否定的。真正的辩证思维不仅应当揭示出对立,还应该使对立的因素得到统一。可见,不管是在康德还是黑格尔那里,辩证思维都完全不同于知性思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更是一种针对知性思维的高级思维方式。它的提出就是为了应对传统哲学的分析性、还原性。现当代哲学对黑格尔有着大量的批评,但在对传统哲学的认识上,在对知性思维的批评上,双方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性,例如,《后现代理论》中说道:“多向度的批判理论是辩证的、非还原的。它……拒绝将社会现象还原为任何一个向度”[13]。既然虚无主义的形成与知性思维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辩证思维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扬弃,那它就应当成为我们克服虚无主义的利器。

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以往都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或者方法论的角度展开,很少有人从深层揭示辩证法与人生态度、价值态度的关系。如果要进一步发觉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将辩证法与本体论、认识论结合起来,以“三统一”的观点作为基础。当代哲学发生的生存论转向促使人们把眼光从人之外的存在拉回到人本身,开始关注人的现实的、本源性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这意味着本体论(存在论)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此相适应,认识论也不再是为了寻求纯粹的知识,它开始关注人对自身的意识,人的生存态度、价值观念。因此,作为与本体论、认识论相统一的辩证法也应当转向对人生态度、价值态度的思考,这是生存论存在论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并与人的本质相关联,“它基于对人的生命本性和生命活动的自觉领悟,超越了概念的凝固性和僵化性,以把握人的生命不断自我创造和自我否定的活动本性”[14]。这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前定的,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人的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生成性,而不是固定性,任何对人的本质的绝对性理解都是知性思维方式的体现。辩证法所提倡的“否定的否定”从理论上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从人的角度来说,是将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视为一个不断的否定自我、扬弃自我的过程。“辩证法要在否定中寻求肯定的东西,在批判中彰显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寻求真理——生命的真理。”[15]这说明辩证法本质上关照着人,它不仅仅是哲学发生生存论转向后辩证法需要面对的课题,而是说辩证法本身意蕴着人生态度、价值态度,只不过在生存论转向的背景下,这一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更有意义。

另外一方面,人生态度、价值态度本身即有辩证的特点,“人的躯体是为历史和文化所铭刻的精神性躯体,人的精神也只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躯体的智慧。肉体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精神活动和感性的物质活动原本就是内在统一的”[16]人的身上,有着大量的矛盾和对立,而人依旧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存在。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充分说明了人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人来自自然,同时不断的超越自然;人生活在当下,却时时不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却无时不渴望无限。人的生命本身即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并且,自古以来,虽然总体上有某种价值观的笼罩,但这种价值观的成长也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往往从小规模走向大众化,从支流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主流。因此,人的生命态度、价值态度本身有着辩证特质。

由此可见,辩证法与人生态度、价值态度本质上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契合。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确立辩证法的真实根基,导致了对它的任意解释,同时也没有将人生命的辩证特性与价值观联系起来,从而为虚无主义开了后门。虚无主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价值总体本身丧失了合法性,只是说形而上学承诺的那个价值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它遮蔽了价值的真实根基。一种价值观如果要想摆脱遁入虚无主义的危险,它就必须立足于人的生命态度、价值态度本身的辩证特性。辩证法与价值观的联姻即是辩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要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内容,而是以一种立足于人的本性的思维方式去考量各种价值观,承认那些充满人性、体现人之为人、发扬人的超越本能的价值,摒弃那些远离人的生活、有违人的尊严、漠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在人的本性的平台上,让各种价值观进行对话、沟通,从而丰富自身,成长为真正立足于人的价值,从而使价值成为高扬人性的旗帜,而不是压抑人的本性的阴影。

尼采提出克服虚无主义,要求“重估一切价值”,进而将权力意志塑造为新的价值基础,新的价值的代表就是“超人”,他打碎了旧道德,自己成为了新道德的榜样。“超人”价值观本质上还是立足于人的,而按照尼采的观点,人的生命是不断地保持和提高的过程。这已经很接近辩证法的观点了,但他对辩证法的批评决定了他不可能得出辩证的观点;海德格尔在尼采的基础之上,力图通过生存论克服虚无主义。他指出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特征是用存在者、价值遮蔽了存在本身。他对存在的理解,特别是晚期关于存在的一些思想,依稀可见辩证法的影子,但他对辩证法本身的偏见决定了辩证法不会成为他的哲学的主题。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无疑是对用辩证思维克服虚无主义的启示,也是辩证价值观的前奏。

人天然有形而上学的倾向,有超越性的本能要求,对统一的寻求一直是人类的理想。传统社会有形而上学的保证,虽然虚幻却不会虚无。只有形而上学的坍塌才会导致虚无主义的出现。现代社会在“诸神”之间,人似乎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却被多元的紊乱所困扰。如何再次统一,却不会落入传统哲学的窠臼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互竞的价值观念之间寻求共识,从而真正克服虚无主义有着多种路径,本文的尝试,是要在保证各种价值观对话、沟通、丰富的基础之上,提供一种立足于人的本性的总体性趋势,达成某种价值共识。

【注释】

[1]尼采:《权利意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2]尼采:《悲剧的诞生》,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403页。

[3]尼采:《权利意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4]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84页。

[5]邓晓芒:《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6]邓晓芒:《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7]韦伯:《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8]麦金太尔:《追寻美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9]理查德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10]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11]理查德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13]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4]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5]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0页。

[16]孙利天:《论辩证法的人生态度和理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