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大学交往道德培养的基本原则

“人”的本质问题是个恒久而常新的话题，儒家虽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分歧，但皆以道德性规定人之本质，从社会维度论道德，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来展开和运演道德关系，故儒家重视正名，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然而儒家的正名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界定概念，而是伦理学角度的明晰个人社会身份，是父还是子，是兄还是弟，是师还是生，每个人虽是单独个体，但“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各种家庭、社会关系交织构成网络，每个人都是网络上的纽结，彼此联系，不可分割。人处于关系网络中，以不同身份与他人、社会展开交往活动，社会性成为人之基本属性，交往道德成为道德之基本内容。儒家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对交往道德做出明确规定，主张与人谋要忠实，与朋友交要诚信。“爱人”被视为基本的交往道德，忠恕之道是“爱人”的实质，也是“为仁之方”　（《论语·雍也》）。

儒家推崇的交往道德很多，如“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等，但最基本、最核心的是“忠”和“恕”。所谓“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成就自我时也帮助他人去成就，人我并进协同发展，体现了儒家和谐共生思想；“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我不希望的不要强加于他人，体现了儒家对个体尊严的维护^[4]。可见，忠恕之道既有对人之个体性的尊重，也有人人共同发展的愿景，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后，孟子从道德先验立场将忠恕之道发展为“四端”之说，主张人而不能爱人，无恻隐和辞让之心，对他人没有同情心，不知谦让，那就与禽兽无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而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孟子的“四端”发展为“五常”，主张“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自此，“五常”成为传统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规范，是儒家做人立身的根本准则。这一准则，在现代社会更显重要。

当前，道德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话题，“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隔年月饼”“掺沙大米”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以及“道德冷漠”“被卖肾”“体坛黑幕”“权力腐败”“潜规则”“楼脆脆”等各种热词，这些事件在显示无德行为和缺德事件在社会许多领域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刺痛了人们的良知神经。“道德冷漠”“道德失范”“道德滑坡”等成为频繁刺激国人耳膜的词语，表征着令人担忧的道德素质问题。如此的道德问题不仅存在于各种社会领域，也出现在大学校园，实用思想浓厚、道德意识淡漠、诚信欠缺等道德匮乏问题在大学生身上频现，“有知识没文化”成为一些青年学生的通病，而文化素质（即人文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欠缺使知识的运用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导向，造成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如某高校投毒案、某在校大学生杀人案等，真是“没文化真可怕”。正像邓小平曾指出的：“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可见，专业知识的增强与人文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提升并非绝对的正相关，在加强大学生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德育教育显得更加重要。德育是塑造人的，试想不会做人怎会做事，只有先学会做人才能做好事。因此，德育成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道德智慧引入大学德育，以儒家的道德资源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意识，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引领大学生的道德信念，用儒家的道德实践引导大学生的道德行为，用优秀传统文化武装学生、感染学生、鼓舞学生。

儒家的道德智慧丰富而深邃，将儒家道德资源引入大学德育教育需要分层次的逐步推进，交往道德的培养是入手点，让大学生学会人际交往的原则和规范，具备基本的交往素养既可以构建良好的校园环境，也是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进入职场所需的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的养成做准备。儒家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为大学生提供了基本的交往道德范式。“仁”者爱人也，与同学相处能设身处地为同学着想，能以德报怨地包容同学，对自我意识极强的当代大学生而言是极为必要的道德修养；“义”者宜也，做与大学生身份匹配的事情、做符合道义的事情、做合乎国家利益的事情，“仁者，人之安宅；义者，人之正路”（《孟子·公孙丑上》），用“义”引领大学生走向正道，培养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礼”者仪也，礼可别长幼，尊长敬老护幼扶弱，是作为文化人应有的文明修养；“智”者知也，知道对错、是非、善恶、美丑，辩明事理，做头脑清楚的大学生；“信”者诚也，儒家主张“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立身之本，与人交往“信”字当头。对大学生而言，“信”尤为重要，信不仅是遵守个人承诺，也是对待知识的基本态度，大学生有“信”，方可安身立命。